三十年前的1978年5月11日，由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刊登后，被认为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宣言”，是思想解放和时代转折的先声，有人称它为“春风第一枝”。此后，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并由此发展成为一场波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旗帜鲜明，勇闯禁区
“‘文革’十年，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中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极其艰难，农村有两亿五千万人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统治了中国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很多同志虽然也看到了问题，但是不能也不敢讲真话。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有种强烈的被解放了的感觉，感到压在身上的‘石头’和‘大山’一下子全被推倒了。我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拥有专业的敏感性。这篇文章也是我对‘文革’灾难反思的结果。”胡福明回忆说。
“文革”期间，南开大学有少数学生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长匡亚明。由于胡福明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所以两人一同被打倒。抄家、游街、挂牌子、扫厕所，正常的生活被彻底破坏，个人尊严受到极大伤害。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文革”的废墟上启程的。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大学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身为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觉得，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应该出来说话了。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第一个发言；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他也是第一个发言。
此外，他还不断地发表文章。1976年，《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发表了他的《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从1977年开始，胡福明在南大学报上每期都发表一篇文章。因为存在争论，他的《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的文章一年之后才发表。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说法，胡福明仔细研究后觉得不好，这就等于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和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就不可能了，那么多冤假错案也都不能平反。“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中国人受得了吗？
有一次省里召开座谈会，讲到教育战线时，胡福明态度鲜明地说：这些年教育质量是下降的，教育领域也很乱，科研也没法搞。当时有些老同志怕他闯祸，提醒他千万别说。他说：我讲的都是事实。从这些现象中他觉得拨乱反正有些降温了。“两个凡是”出来以后，批判“四人帮”就更难了。
他回忆说：“‘四人帮’倒台后，我从来不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对的，但我也不敢公开说是错了，我只是在心里认为是错了。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写这篇文章，胡福明说有几个原因：一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应该翻开新的一页；二是从南京大学师生反对“四人帮”的情况看，大家已经觉醒了；三是“文革”中自己犯的严重“政治错误”应该得到平反。简单地说，无论是从国家利益、从学校实际，还是从他本人命运来看，都需要进行拨乱反正。
胡福明敏锐地意识到，必须站出来对“两个凡是”予以回击，只有“否定‘两个凡是’，才能彻底拨乱反正”。但当年没有一个报刊能公开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文章初稿，在医院走廊完成
当时，很多人都对“文革”不满，有人甚至开始公开议论，但是没有批“两个凡是”的。这篇文章从选题构思到动笔写，没有人知道胡福明在做什么。他回忆说：那时，当然不能说“两个凡是”是错的，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是不行的。一个老同志曾根据他的一贯表现警告说，不要学《三国演义》里面的许褚，赤膊上阵，要学会保护自己，要站得住，才能打仗。因此，胡福明千方百计地去回避“两个凡是”，他为批判“两个凡是”另外找了个靶子，这个靶子就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天才论”、“顶峰论”，以证明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就达到了目的。
“这篇文章确实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没有理论上的独创，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胡福明回忆说，“两个凡是”是盛行多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天才论”的翻版，既是精神枷锁也是政治枷锁，因此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去回应“两个凡是”，同时以马克思恩格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来证明他们所说的也不是句句都是真理，他们的理论也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最后，他在文中阐明了一切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才能成为真理，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
石城暑天，酷热难耐。胡福明的爱人因患肿瘤住院手术。他白天上班，晚上到医院陪伴妻子。陪护病人本来就很辛苦，再加上高温酷暑和蚊虫叮咬，让他无法入睡。深夜，他在医院的过道里走来走去思考着，满脑子都在想着文章的事。有几天，他干脆就把马列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带到医院，借着走廊的灯光，蹲着身子趴在凳子上写文章提纲，瞌睡了，就把三个椅子拼起来躺一会儿，醒了再看、再写、再改，稿子改得密密麻麻的，连自己都快看不清了，于是再重新抄一遍。
不久爱人出院了，胡福明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完成了八千字的初稿。
胡福明后来回忆说：当时自己确实心虚害怕，很有压力。因为我已经当过一次“反革命”了。那次当“反革命”人家还可以说你是蒙冤，如果这次要是再批判“两个凡是”，那就真的要当“反革命”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报一刊”社论从来都是代表党中央发言，中央最高领导的指示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的。所以与“两报一刊”社论唱反调不就是等于“反党反中央”嘛。而且“两个凡是”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的，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了毛主席，否定了毛泽东思想，这罪名可就大了。反党、反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的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的了。再说那时我已有了两个孩子，女儿十二岁，儿子才九岁。如果我再出这样的大事，家庭不就全完了吗？
稿子寄出之前，胡福明的思想斗争确实很激烈。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那段时间，胡福明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香，整天都在考虑着。最后他还是义无反顾，下定了决心。
他把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的王强华。王强华当时是《光明日报》理论版的编辑。他们二人是在南京参加理论讨论会时认识的，他曾向胡福明约过一些稿件。
稿件寄出后一连四个月都没有回音，胡福明感到有些失望了。
多人参与，胡耀邦最后审定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1978年1月，《光明日报》寄来了清样，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并通知他“修改好了马上就可以用”，希望他把文章再进行仔细的修改润色，不要让人家抓到“小辫子”。就这样，寄来清样再改，改了再寄去，反复了好几次。
4月，胡福明到北京开全国第一次哲学讨论会。有一天晚上，王强华派车把他接到光明日报社，带他到杨西光同志（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办公室见面，当时在场的还有马沛文（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孙长江（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工作）等人。杨西光同志说：“今天请各位来，是要讨论这篇稿子的事，本来是要在4月20日的《哲学副刊》上发表的，但是我看了以后觉得很重要，在《哲学副刊》上发表，太可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到第一版上发表，请大家来就是讨论怎么修改的问题。”
胡福明回忆起了他们在一起开会的情形：“这次他们的要求跟开始的时候不一样了，开始要求我收敛一点，后来要求现实针对性更强一些，要加强战斗性，同时还要求文章写得更准确一点。马沛文同志建议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说这样恐怕不合适吧，我之所以批判天才论，批判句句是真理就是要避开‘两个凡是’，不可能明着和上面直接对抗，那样做也不可能发表。即便发表，人家也会抓住辫子，说你公开地反对中央。我没有接受他的观点，大家也不赞成那样做。于是我又利用晚上修改，第二天光明日报社派人把我的稿子拿走，再把新的清样送来，来来往往几天。会议结束了，又把我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住了几天，前后我一共改了六七遍。整个过程，杨西光同志跟我谈了几次话，我也跟孙长江见了面，最后确定，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同志再修改。”
4月29日，胡福明离京前，杨西光与他作了一次长谈。杨西光强调，因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是批判“两个凡是”的，所以“最后要请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杨西光还说：“这篇文章不能署你的名字，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我们并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怎样?”胡福明爽快地答应了。杨西光又在题目上加上了“唯一”二字，以增强力度。胡耀邦同志对这篇文章作了最后的审定。
1978年5月10日，该文首先发表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5月11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于《光明日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
文章发表后，胡福明的心里确实有些心虚和紧张。过了近一个月，1978年6月的一天，胡福明和爱人正在做早饭，他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听到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听得出，小平同志的讲话旗帜鲜明地对我们那篇文章表示了支持。从那以后，我觉得心里更有底了，真理是驳不倒的，我对此更有信心了。”
很少有学术文章能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引起高层领导和理论工作者如此的重视和多次修改，当然，也很少有学术文章能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深刻地影响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共产党冲破了“左”倾错误的束缚，社会主义事业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知识分子要有良心，理论工作者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出了人民的心声。”胡福明说，“当时也没有想到什么著作权的问题，那可是冒着风险写文章，准备要坐牢的。当时纯粹是为了拨乱反正，是为了反驳‘两个凡是’，开辟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只有这一个想法。”
他说，这样的文章就是自己不去写也会有别人去写，事件总是要发生。“写这篇文章，我只是做了一点本分的工作。”
三十年过去了，每当提及此事，胡福明总是说，这篇文章是由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等同志帮助修改才最后成文。“是集体智慧的产物。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他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文章发表是一回事儿，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又是一回事儿。那时文章虽然发表了，如果让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给扼杀了，真理标准问题就可能讨论不起来。胡福明一再强调，真理标准大讨论之所以能够展开，能在全国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关键还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支持。同时，理论和新闻战线的同志也在其中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就形不成那样一个形势和氛围，也带动不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自觉实践，跟上时代步伐
胡福明用心血和胆识完成的这篇文章，也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0年，中宣部和中央党校调他去北京工作，他没有同意。他说：“我还是喜欢教书，跟学生关系不错，再说我还是班主任。本人一介书生，心直口快，不会处理人际关系……”1982年秋，江苏省委调胡福明到省委宣传部当副部长，拖了一个多月，他还是不想去。南京大学的领导对他说，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写了个报告，陈言自己喜欢教书，还讲了几点理由，最后他表明，作为一名党员，还是要服从组织决定。两天后，省委下了文件，任命胡福明为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是他又提出要求：人先过去，但工作关系暂不办。一个月后他到南京大学领工资时，才知道工资和人事关系已经转到了江苏省委宣传部。
胡福明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了四年，这四年，正是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初期。他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我到省里工作时，正值新时期的开始。那几年感觉宽松得多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不过，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解放思想还远远没有到位。很多同志所认识的社会主义还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在人们的观念里还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一大二公’的观念还占主导地位，‘左’的思想还在阻碍改革开放，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比如，人们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议论纷纷，有人感叹，甚至还有人反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但是资本主义要复辟了，地主富农也要回来啦’。又比如，当时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苏南乡镇企业，完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所以对乡镇企业的批评也很多，说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是破坏计划经济，是不正之风的根源，等等。总之，骂得一塌糊涂。那时，我们省委的讨论都是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进行的，争论得比较少。不过，有时中央文件所表述的也含混不清，譬如说，什么叫剥削，雇用几个工人叫剥削？有人说雇用八个工人就叫剥削，因为这是马克思说的，靠剩余价值生活，因而变成了资本家。这样还容许吗？所以，那时当宣传部副部长，是很艰难的。一方面必须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同时还得逐步推进改革。不过，我当时对于一些新的东西总体上是采取支持的态度。我一直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
1986年，胡福明出任江苏省委党校校长。他到党校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了原来的教学计划和内容。原来的计划是教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门主课，再加上选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原著等。胡福明到任后，重新编写了教材，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作为党校的主课，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那时，在全国党校，这样的教学安排是少有的。
从1984年到1994年，胡福明连续当了两届省委常委。从1995年起，他出任省政协副主席。此后三四年，他负责主持省政协的常务工作。他说，政协在参政议政方面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因为这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问题，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我认为，让没有权力的人去监督有权力的人，这样做本身就很难。”他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就一定要有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从政以后，读书和研究学问的时间少了。同时也变得身不由己，每天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去做，有些会议非去不可。要传达中央文件，按照党的精神讲话。即使你个人有什么想法，也不能随便说，只能先放下来。从政不像教研那么自由，看出了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阐明自己的观点，从政之后，不想讲的你也得讲，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愿意去教书。教书比较自由，可以独立思考。而且我认为我这个人的适应能力比较差，从政以来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适应。”胡福明深有感触地说。
作为一个曾经影响了中国思想解放进程的“哲人”，胡福明惜叹二十余年的从政生涯，已使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从事具体的哲学研究了。“我也不想那样做。我当下最大的愿望，就是研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从中发现一些有益于中国未来的东西。”
从胡福明丰富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到，几十年来，他始终清醒地坚持了实践标准的原则，身体力行实践标准。即便是从高校走上领导岗位之后，他在理论上的探索和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上的努力，也从未停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胡福明和江苏省社科院的同志一起，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如何与江苏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结合在一起，作为研究课题，1993年主编完成了《苏南现代化》一书，获得了江苏省社科一等奖，之后又完成《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一书。
胡福明认为，搞研究，就要深入实际调研。“我有几个方法：一是到农村，走访乡镇企业和农户；第二是走访省、市、县各级开发区，考察工业化进程。”
“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把前几年的研究落实到如何与科学发展观的步伐合拍，同时密切结合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由改革开放来开启和推动的。研究科学发展和经济建设，也同样离不开改革开放。”
在多年实践中，胡福明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大法宝”和一把“开锁的钥匙”。“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是在把握住这一思想主线后，所实现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这是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讲过，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新的创造。”
“不喜欢吃请，就喜欢读书看报、写文章、休息，没有任何别的爱好。晚上在家吃一碗泡饭。”胡福明这样描述自己简单的生活状态。
（责任编辑/谭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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