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开幕。胡锦涛主席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布什总统特别代表、美国财长保尔森共同主持开幕式并分别致开幕辞。
5月21日下午，美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机场。前来参加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走下飞机时，保尔森已经迎候在舷梯前。
从1991年出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商务部前身)副部长以来，16年间吴仪多次赴美谈判，“这一次的接待规格最高”。一位商务部人士说。
在这次有实质性内容的对话当中，外界普遍认为，美国政府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两天之后会谈结束，美国财政部网站上公布了会谈成果清单：美国人最关心的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三大问题中，美国人只在最后的一个问题上得到了一些好处。
吴仪反复强调一句话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听懂吴仪所讲的“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背后的含义。一位美国智库成员就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经贸问题与政治问题向来不能脱钩。
但综观吴仪此行，无论是在对话现场，还是在国会山，甚至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布什会见时，都在一以贯之地强调“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用一位商务部人士的话来说，“吴副总理是在实施‘精确打击’”。
吴仪所实施的“精确打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试图使在美国政府与国会的背后利益交换过程中，尽最大努力维护中国的正当利益。
去年年底，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获胜，让本来就在伊战泥潭中焦头烂额的共和党政府更感头疼。事实明摆在那里，民主党不会轻易放过布什在伊战上所犯下的错误。
然而，布什的增兵拨款法案在5月却获得国会通过。而在此前，美国政府正式向WTO提起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诉讼。越来越了解美国政治游戏规则的中方很清楚，自己的利益经常会成为美国政府与国会利益交换的政治筹码。
早在去年年底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夕，美国《华盛顿观察》杂志文章就指出，民主党掌控国会之后，中国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服务业开放等问题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将伊拉克视作头等大事的布什“舍鱼而取熊掌”，在国会关注的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换取国会在增兵计划上的支持。
中方当然不能接受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国家知识产权局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先后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指责美方不顾及中美双方此前达成的默契，无视中方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比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等）。
吴仪更是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其“铁娘子”的风范，她在4月22日的“中国知识产权高层论坛”上表示：中方将奉陪到底。
据商务部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为此亲自打电话给吴仪，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解释说明。
“形象点说，你可以把吴副总理的态度理解为，她拍了桌子了”。这位商务部人士说。
汇率“敲门砖”
此番美国政府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开罪中国，让中国原本就在坚持的“人民币汇率不受外界操纵”原则变得更加不可松动。
消息灵通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夕发表文章，预言美国政府难以在知识产权和人民币汇率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取得成果，相反，在金融业、航空业等服务业方面倒是有望获得突破。
3月30日，因为盯住人民币汇率不放而闻名中国的美国参议员舒默发表了一份新提案，似乎是在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将人民币汇率提升10个百分点。
但据刚刚访美并与美国智库展开广泛交流的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国际经贸专家周世俭透露，舒默在递交提案之后，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这一提案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并不在提案本身。“提案只是一块‘敲门砖’，用来敲开中国服务业的大门”。
美国财政部网站上公布的对话成果共有7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就占了4项，包括证券、QFII（境外合格投资者）、保险和银行领域的开放。
证券方面，中国将在下半年重启在前年宣布暂停的证券牌照发放，合资证券公司将从火爆的中国资本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QFII方面，其投资额度从100亿美元涨至300亿美元。在大陆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QFII的存在成为一种重要的补充融资渠道。
保险方面，外资财险公司将获得更大权益，并将获得进入年金市场的权利。
银行方面，外资银行将具有发行人民币信用卡和借记卡的权利。
“这一次在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已经超出了中国‘入世’时的承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告诉记者。
通过人民币汇率这块敲门砖，美方取得的成果还包括航空业的对等开放。
2007年至2012年的5年内，美国至中国东部地区的客运运力将增长一倍，中国航空企业也可立即不受限制地进入中美航空运输市场。双方还将从2010年开始，就两国航空运输市场完全开放协定和时间表展开磋商，以最终实现中美航空运输市场的全面开放。
7项成果中，航空排在首位，显示出美方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取得实质性突破的程度。表面看来，中美双方在航空协定上获得了对等的权利，“问题是，中方运力有限，在短期内，这对美方有利”。周世俭说。
“考虑到中方对美方的巨额贸易顺差，中方对美方市场的依赖程度更大，中方做出一些让步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张汉林说。
在他看来，相对于美国的攻势，采取守势的中方只要能守住底线就是胜利。而在这次对话当中，美方在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问题上并未讨到便宜。
因此，“我认为这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了适度的成功。”美国桥港大学国际学院教授朱志群告诉记者。
中国象还是亚洲象？
“处在守势的中方，另一项成果是让美国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理解了中国”。张汉林说。
去年4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与胡锦涛会见时曾经说：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有2000亿。胡锦涛回应说：我们的统计口径不同，我们统计的顺差只有1000亿。布什说:这只是大象和小象的问题。换言之，不管1000亿还是2000亿，都是在动物中体形最大的象。
此番吴仪率领发改委主任马凯、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内的百名高官访美期间，专程前往国会山与国会领袖会谈。除了让国会领袖了解到统计口径的不同，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象”与“亚洲象”的区别。
根据周世俭的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对美出口产品，75％以上来自东亚国家、地区在大陆投资的企业。“其他都没有变，只是Made in Korea变成了Made in China”。周世俭说。
从这个角度，这已经不是“中国象”与“美国象”之间的交易，而是“亚洲象”与“美国象”之间的往来。
中美的战略对话，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不完全是对话，而是战略的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19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对话与“行动”
和开幕式的盛大相比，战略经济对话本身略显平淡。会谈一场接一场，从贸易、能源环境到劳工。每场会议结束，美方官员就到新闻发布厅向媒体通报消息。
5月22日傍晚，美国财政部一名资深官员最后来到新闻发布室，透露了美方在汇率问题上的急迫心情，也折射出会谈外松内紧的实质：“美方对中国的汇率问题‘无比重视’，但是目前中方的行动在美国政府看来不是不够快，而是太慢了。”
会谈在5月23日中午结束之时，保尔森和吴仪均没有提到此前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对这个热门话题的沉默迅速引发了来自国会和白宫的声浪，也成为对话结束后美方反响的主流。
“我相信保尔森的行动出于好意，”参议员拜尔在5月23日下午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但是在中方的行动是否足够、是否及时的问题上，“我的回答都是，不够。”银行、住房、城市问题委员会的主席达德(Chris Dodd)也在对话结束后几小时内发表一份书面声明，表示欢迎战略经济对话在金融服务市场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但认为中方仍存在很多限制性政策。他建议财政部在即将出台的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总统布什24日会见吴仪之后，在白宫答记者问时也提到这一问题。
“我向吴仪女士和中方代表强调，我们对汇率问题以及他们是否打算让货币升值十分关注。我们向中国明确表示，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珍视两国关系的背景之下。但是我们必须为233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做点什么，而办法之一就是通过汇率升值。”布什说。
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对记者说，尽管预计到汇率不会升值，但是最后的闭幕讲话中双方对此只字不提让他很吃惊，“连提高汇率灵活之类象征性的语句都没有。”
大门背后，是与会双方对汇率问题的激烈争论。美方官员透露，在吴仪到达华盛顿当晚，就和保尔森就汇率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据知情人士介绍，此后两天的会议中，在汇率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传统议题上，两方都观点强硬，很难达成一致。这也许就是最终结果里未能提及相关问题的原因。
对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华尔街仅仅表示出温和的支持。
“我们认为取得了进展。如果没有战略经济对话，要获得这些成就是不可能的，”美国保险协会副主席斯奈德（David Snyder）对记者说， “但还有很多议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们期望看到更多的成功。”理财服务论坛公司发言人格里芬（Taylor Griffin）对记者评论道。这个公司由保险、证券、银行等八家金融界协会共同组成，代表了整个华尔街的利益。
压力与谈判
尽管内容相对平淡，中美双方在准备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中却体现了足够的诚意，应和了建立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目标。
从上次战略对话结束，保尔森就已频频奔波于国会和中国两端，开始筹备第二轮会面。
今年1月在国会作证时，保尔森强调不能采取惩罚性措施以逼迫中国改变经济政策。他要求议员们拿出更多耐心。3月，他飞赴上海，专程就第二轮对话与中方沟通，回国之后即接受记者专访，强调开放金融市场有利于中国自身。
5月初，保尔森宣布不去德国参加7国财长会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是为了战略经济对话做最后的准备。
和去年12月的首轮会谈相比，保尔森日子难过很多。这位财长刚刚和众议院贸易委员会的瑞格和列文议员会面之后，第二天筹款委员会就反其道而行之――42名众议员联名向贸易代表（USTR）苏珊・施瓦布提交了长达200多页的文件，要求美国政府就汇率问题对中国发起301调查。
列文向媒体透露，和保尔森的会面中，两者对如何处理中国的汇率问题存在分歧。 “我们和保尔森的意见不一样。他依赖（中国）政府内部结构性的改变。我们则说必须马上行动。”
“一个国家一般不会单方面开放，需要在双方或者多方谈判的框架下进行，”拉迪对记者说，“在大部分国家里，政治领袖如果要给外国一些让步，一定要有回报。这必须是互惠的，而不是单方面的。保尔森的论点也许在理论上有说服力，但我不认为有政治说服力。我觉得他需要做的，不是说‘这对你也有好处’，而是说，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同时我们也能提供这些你要的。”
但是，财长保尔森很难拿出具体的政策向中方示好。相反，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在此前几个月，就知识产权议题发起的两起WTO申诉和一个中国的铜版纸进口反补贴初裁，让中方反应激烈。中国商务部迅速发表意见，称“非常遗憾”，“强烈不满”。
中国十分希望美方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这却不是保尔森的权力范围。“这归商务部管，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军队和国防、国家安全部门人员推动的。他们对向中国和一些海外国家的技术转移采取一种限制性的保守态度。即使保尔森觉得放松管制是正确的，他也很难说服其他部门同意这一观点，”拉迪说。
对话开始前几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霍尔莫：美方为对话拿出了什么正面的行动，霍尔莫回答说：“我们主要是倾听……发现对两国而言最重要和关键的问题。”
此次对话之后，在保尔森的建议下，吴仪和多位中方部长5月23日与国会议员展开四场会面，直接与数位强硬的中国批评者们沟通。
尽管这些议员们没有改变基本立场，但金融委员会主席包克斯事后发表声明说，“中国代表团对国会的访问是历史性的。”
在最后一个活动、5月24日的晚宴讲话中，吴仪不无幽默地描述了国会之行。
“对话结束之后，根据保尔森财长给我安排的任务，我到国会进行了四场会见活动。”吴仪说。
“当时我看见媒体有报道，说是吴女士要去见女议长佩罗西，就像进了虎口一样。我看到这个报道以后，我一想，本人就是属老虎，因此虎口就在我的嘴上，没有关系。”在满场笑声之中，吴仪接着说，“我们昨天的会见确实是很好的，美国朋友告诉我，从来没有看过佩罗西脸上带着笑容。”（李昕）
（摘自《财经》2007年第11期，作者为该刊特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