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铁路葬送大清王朝大清王朝

　　1911年，巴蜀大地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之前，光绪皇帝曾下诏，同意民间集股修建川汉铁路，全川响应。　　没过多久，清廷忽然宣布铁路收归国有，此举招致川人激烈反对，直至发动武装起义。因调兵平息“川乱”，导致武昌空虚，革命党人乘势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
　　
　　两个总督的一次密谈
　　
　　1903年初夏，时任热河都统的锡良接到朝廷一纸调令：任命他为四川总督。
　　锡良，字清弼，蒙古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进士，仕途从山西任知县开始，后担任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因整顿吏治，引进人才，大胆创办学堂和矿业公司而声誉鹊起。接到任命，锡良在赴任途中，行至北京，拜会了身在军机中枢的湖广总督张之洞。
　　据《张文襄公年谱》载：这之前两天，张之洞刚刚送走了盛宣怀。当时盛宣怀正主持沪宁铁路向英商怡和银行借款事宜，张之洞与盛宣怀均热衷铁路，此番交谈，其内容大致可以想见。
　　张之洞署理湖广总督后，先后建立了湖北枪炮厂、湖北铁路局、湖北纺织官局、大冶铁厂等，办教育，练新军，开埠通商口岸，是有口皆碑的洋务派代表人物。锡良与张之洞这次见面，商讨的话题也是铁路。
　　锡良出了京城，行至正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县），即连夜起草了一封奏折，奏请设立四川铁路公司，文中称“四川物产殷富，艰于转运”，“川汉铁路关系川省犹小，关系全局实大。为今之计，非速筹自办不可。”
　　锡良的奏折呈送京城后，获得了朝野的一片喝彩。光绪皇帝亲自批文，同意四川自筹资金修建铁路。商部颁行《重订铁路简明章程》，计24条，明确表示各省官商只要经过政府批准，都可以修建铁路，并规定华商可以集资参股。一时间，兴办铁路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1904年1月，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挂牌成立。川汉铁路预定路线是从汉口起，经宜昌、夔州、重庆、永川、内江、资阳，以达成都。全长约2000公里，需银5000万两以上。
　　四川工商业并不发达，招募如此巨额股本绝非易事。在1905年1月18日锡良奏报的川汉铁路集股章程中，规定了铁路股本的四个来源：
　　一是认购之股，即以己资入股者；
　　二是抽租之股，凡按租抽谷入股者；
　　三是官本之股，凡由国家库款拨作股份者；
　　四是公利之股，系本公司筹款为股本者。
　　四种来源中，以“抽租之股”为主要来源，抽取的办法是“凡业田之家，无论祖遗、自买、自受、自耕、招佃，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时人将这种抽租之股称作“铁路捐”。
　　当时，几乎动用了一切宣传手段，张贴告示，印发传单，街道及乡村路口制作大幅标语，派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游说。为了使其通俗易懂，铁路公司还将租股与购股告示写成四声八句，类似于“打油诗”。于是，银票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川汉铁路公司。
　　1907年3月，锡良奉旨调任云贵总督，后来担任东北三省钦差大臣，清帝逊位后告病休养。
　　
　　开对了处方抓错了药
　　
　　清末连续发生的中法、中日、八国联军侵华等几场战争，均以中国人的屈辱而收场。国人要求清廷采用立宪政体的呼声越来越高。1906年9月1日，清廷下令全国各地开始宪政的准备工作。
　　1910年，清廷与日、俄、英、法等国再起争端，清政府依然采取软弱态度。16个省的立宪派代表聚集上海，组成了咨议局联合会，随即派出一个32人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请愿。
　　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裁撤军机处，成立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13名大臣中，满洲贵族9人（其中皇族又占7人），汉族官员仅有4人。这个以皇族为中心的内阁，时人称之为“皇族内阁”。
　　对此，国人普遍感到失望，有部分激进者大为愤怒，极力倡导暴力革命。一份立宪派报纸也在社论中大发牢骚：“当欧洲人为成立议会而流血时，中国人却在浪费墨水。”这种愤怒情绪，随着“皇族内阁”执掌政权后具体政策的出台，迅速向全国波及。“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将此前已批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由国家收回，强行接管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的铁路公司，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署借款协议，以路权相交换。
　　本来，在修建川汉铁路的问题上，张之洞原先始终坚持自办。1907年9月，张之洞赴京入阁拜相，次年被任命为“督办粤汉铁路大臣”、“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置身于残酷的现实中，张之洞有所醒悟：川汉铁路公司成立数年，诸多关系始终未能理顺，只有向外国借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11年，盛宣怀升任邮传部尚书，上任之初即被摄政王载沣召见，盛宣怀也明确表示，铁路筑路权必须收为国有。他早已看出铁路靠官办不行，靠商办同样也不行。所谓“商办”者，其实还是权责分离、产权不明的大锅饭，各家铁路公司戴着现代企业的大盖帽，对西方企业制度却缺乏了解，画虎不成反类犬。
　　这年5月，七品言官（主要负责监督与上谏）石长信在《给事中石长信奏请亟定铁路干线为国有折》的奏折中，提出将铁路分为干线和支线两类，支线可由民间筹资承办，干线对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断非民间零星凑集之款所能图效，应该归于国有。
　　显然，这是一出早已排练好了的双簧戏。摄政王载沣赞其“不无主见”，交邮传部予以评估。邮传部上奏表示完全赞同，并表示“经臣部与外务、度支部王大臣，再四面商，意见相同”。
　　在收到石长信奏折后，短短五天时间，清廷就完成了从上奏、部议、复奏到下诏的所有程序，并以宣统的名义发出上谕，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辛亥年的最后一天
　　
　　1911年5月28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紧急商讨对策。到会股东722人，其中，立宪派人及其支持者占多数，也有少数同盟会员参加。这次临时股东大会是保路运动升级的一个转折点，铁路公司大厅中间搭起了一个又高又大的讲演台，签到处的长条桌旁，挤满了前来参加会议的人，交通一度为之阻塞。
　　针对清廷在铁路问题上的大变脸，会议决定了一条应急措施：在川人中选派口齿伶俐者充当联络员，赴京、沪、鄂、湘、粤以及四川省内各州县去游说宣传，争取最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
　　会议进行到中途，忽然有人大声喊：“合同书到了！”
　　所谓“合同书”，指的是邮传部向英、德、法、美四国的借款合同，川人正为铁路收归国有、偿还路款遇到了麻烦而担忧，对于始作俑者盛宣怀充满了憎恶和怨恨，很少有人去分析借款合同的具体内容，而是情绪化放大到了极致。
　　大家正在观望，只见有人飞步跑上了主席台，才开口说了一句“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立刻倒在桌案上失声痛哭起来，后来哭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一边哭一边踢脚、拍桌子，吼得屋瓦都要震动了。照料会场的八个警察也丢了警棍，伏在旁边一同号哭起来。
　　这个悲惨的场面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有人站出来说话：“诸位这样哭也无济于事，要保路就得请愿电奏，才是办法。”一句话提醒了在场的股东，于是众口一词地喊道：“走，我们去抗议！”
　　就这样，铁路公司的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搭起了演讲台，学生们组织了军乐队，吹着军号，奏响大小鼓点，招揽来无数听众……随后是罢课、罢工、罢市，直至发展成遍布全省的武装起义。
　　为平息四川省的“叛乱”，清政府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从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等省抽调兵力增援，导致武昌城头空虚。
　　1911年10月10日，随着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此时，“皇族内阁”成立还不到5个月的光景，这些没有任何政治抱负却又自作聪明的亲贵子弟，就这样丢掉了祖宗江山。
　　选自《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