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邦联投资创业有限公司是主动对传媒承认自身是一家“私募基金”的公司。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很多现存“私募基金”都可能遇到的问题。他们的很多担心和矛盾，都有着实际的理由。
由1997年底开始筹办的上海邦联成立于1998年2月，其发起股东几乎都是上市公司。如今，上海邦联已运作了3年之久。“从我们的始创股东，三年分红累计78%。”这是上海邦联颇为骄傲的一点。
上海邦联当时由金华信托、浙江商业财务公司、山西大同银星金店，上市公司中的上海强生、联通国脉、大众出租、亚通股份、巨化股份、物质中心、特变电工、宁波海运、钱江生化共12家公司，几乎以均等的2000万元出资，筹集1.85亿元组建的公司制投资公司，由金华信托代为管理。
1999年初，国家开始整顿信托公司，金华信托尽管被保留下来，但投资银行业务被停止了。当时公司已谈妥的配股公司有10多家，都不得已放弃了。面对此种情况，徐涵江及金华信托大部分投行人员加盟上海邦联。
去年底，上海邦联已征得所有股东的同意，进行增资扩股，希望今年初股本规模扩大到5.6亿元。而且，从今年开始，公司将淡出二级市场，转入以实业为投资重点。
“上海邦联想上市，想转型成为实业控股公司”，这是上海邦联董事长徐涵江描述的公司发展前景。
“即使现在可以合法成立私募基金，我们也不准备申请。”公司投资部的黄先生说。
“1997年时候上市公司不能炒股，所以股东各方采取了饶开政策壁垒的办法，进行长期合作，有相互长期的联系，1998年初，我们当时确实有成立私募基金的思路，但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法律氛围，只能够成立公司来变通。私募基金在管理上确实很方便。例如现在有那一家股东想进出就很麻烦，要到工商局办理一系列的手续。如果股东是国有企业的话，产权问题就更加复杂。但是到了现在，公司的战略已经有了变化。”黄先生谈起他们不算顺利的发展途径的时候已经很平淡。
“相关法规有没有出台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公司不接受客户委托，现在只是为了为股东做，入市的资金来自于资本金。如果有人要进来的话，只可以采取参股的方式，而且暂时不准备接受。”在记者提问为何不愿意操作更大的资金时，黄先生的答案很特别，“主要是合适的操盘人员很难找。”
他提到的实际困难可能是大多数私募基金都有的，“一般是三亿规模的资金由几个人在管理，实际中的操盘人手比管理人员都要难做，很难做到两年不换人。资金规模再大，收益反而难控制。”
问及他们未来的理想投资比例，黄先生说应该是二级市场占40%，实业投资占60%。
黄先生谈起，上海邦联有完善的投资决策机制，“我们的投资委员会聘请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作为顾问。”他提到的果然是现在曝光率很高的那几个名字。“我们的每一项实业投资额都要经过股东（也就是那几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和董事会的同意，讲究科学决策。”
合法化之路有多长？
4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2001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上指出，《投资基金法》今年内难以出台。成思危说，由人大财经委日前的汇报来看，《投资基金法》将在今年8月份提交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一次审议，由于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因此，从理论上讲，该法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三审是有可能的。但从经验来看，由于各方面提出的意见都要仔细考虑，所以《投资基金法》在今年内通过的可能性很小，希望它在明年出台。
他说，为了配合《投资基金法》的出台，《信托法》的审议正在加快步伐。人大常委会将在本月24日进行《信托法》的第三次审议，如果第三审获得通过，将为《投资基金法》的出台，打下良好基础。
银河证券的胡立峰虽然是国内研究基金的活跃人士，但是他对于私募基金的进程显得不那么乐观，“我想近期虽然舆论做得很足，但既然投资基金法年内出不来的话，那么明年底私募基金能够合法就算是很顺利了。”
“私募基金毕竟是属于小范围的投资品种，不会在考虑的前列。”《新证券》主编董少鹏由市场运作的实际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今年管理层的重心显然还是在公共基金上，继续扩大开放式基金的规模是主流。市场有不同的声音和需求当然是好事，在中国股市里面，但是不一定有这样的需求就马上会有结果。”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次信托业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司长夏斌指出，由于我国缺乏财产管理制度的安排，造成监管方面的制度不统一，得不到有效监管。为此，曾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的夏斌提出了相应对策，他的构想是“必须制定一部高层次的、规范的、统一的、能够适用于所有财产管理活动的信托法，它应该是规范所有财产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和母法。”在他看来，“信托投资公司的代客理财业务、基金管理公司的证券投资业务、保险公司的相关业务以及私募基金等等，其业务性质均属于信托的范畴。”
信托法起草小组组长张肖认为，信托行为没有《信托法》作为支撑就难以保证市场运作的顺利进行，《信托法》依然有抓紧出台的必要。据了解，《信托法》今年4月份将提交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三次审议，并有可能获得通过。这样来说，私募基金浮出海面的进程并不是那么简单，除投资基金法制定小组当然不让地希望将其列入规范领域之外，未来如何和信托法的协调，也是一个大课题。
“所谓的经纪人、工作室、老鼠仓等被称为私募基金，他们都不是私募基金，只是一种代客理财的行为，是一种信托行为，而且法律没有付给他这样的权利，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违法行为。应该用一种信托机制来规范它，和《投资基金法》没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的教授王国刚的态度很坚决，“《信托法》没出台，就没有法制去规范它们，我预测《信托法》会在今年出台。只有良好的信誉才使委托人相信受托人，把资金交给受托人，良好的信用行为使受托人能够被委托人相信，并促使委托人去投资。”
不过，和私募基金们接触得更加多的赵晓则相信，“现在的私募基金立法只是程序问题，立法者认识上不存在太大的分歧，在明年初私募基金就可以有法可依地浮出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