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1898—1969）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为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统战工作的实践，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值迎来刘少奇诞辰11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作为纪念与缅怀。
一、刘少奇最早提出建立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且亲自领导了对宋哲元、阎锡山等人的统战工作；主张抗战必须与蒋介石合作。
1931年秋，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在上海担任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兼全总党团书记。这时正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占统治地位之时，刘少奇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我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左”倾盲动主义者说：“很明显地画出了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他们认为，在白区“第一步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准备武装起义。强调扩大赤色工会组织，退出黄色工会。针对王明等人的错误，刘少奇连续写了《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1931年职工运动的总结》等文章和报告。他指出，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敌人的破坏和残酷镇压，以及“左”倾盲动主义危害，白区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大大削弱了。“黄色工会在群众中还保存着其固有地位，在工人中表现的作用还有些增加”。他主张把黄色工会的领袖和群众分开，在斗争中既要严厉对待黄色工会领袖的破坏，又要与他们的群众建立联合战线，在黄色工会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他责问王明等人：“难道不是因为到黄色工会里面去更容易接近群众，更容易揭破黄色工会领袖的欺骗，更容易反对黄色工会领袖出卖工人利益，更容易争取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更容易消灭黄色工会吗？”可见刘少奇是我党最早提出在工人内部建立统一战线问题的人。
1933年12月发生了“福建事变”，蔡廷锴领导的国民党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试图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反蒋。但当时的“左”倾路线领导人却怀着敌意予以拒绝。王明说：“在同他（指蔡）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这种关门主义的直接后果是红军失去了一个可能的盟友，以至于第五次反“围剿”时孤立无援，处处被动，终至失败。
1935年，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扭转北方局势，党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由于组织的破坏和联络的困难，到1936年春刘少奇抵达华北时，党中央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的几次重要会议（包括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精神尚未传达，华北党的组织仍是奉行“左”的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刘少奇很清楚，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就难以贯彻执行。于是，刘少奇以相当大的艰辛和努力，在华北地区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先后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重要文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等作了精辟的论述。
在《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一文中，刘少奇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分析了它产生的根源及其种种表现形式，指出它是实现党的任务的主要危险。他认为这样的同志看起来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拒绝了今天还可能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刘少奇指出：“在反对资本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工人阶级内部就统一战线问题的最早论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团体结成的联盟，在它的内部存在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的集中点就是领导权问题。抗战初期，一部分同志看不到革命形势的变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也有一些同志过高估计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低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放弃与忽视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犯了右倾错误。因此，刘少奇在《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和《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两篇文章中，对无产阶级争取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性，从革命成败的高度进行了考察。他认为，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完成，而要由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来完成。所以，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当然领导者就等于葬送革命。”他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不但要建立广泛的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且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各种方式的批评以至斗争，求得联合的巩固。刘少奇说，因为怕同盟者情绪不快，就不敢使用批评的武器，抹煞自己与同盟者在政治原则上的分歧，以求得在统一战线中与同盟者和平相处，这种思想是非常危险与错误的。“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消灭社会各阶级间原来的矛盾和冲突。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这些矛盾是依然存在的，所以阶级斗争的发展，并不会消弱统一战线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相反，还会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刘少奇的这些思想观点，为争取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指明了方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还要争取那些愿意抗日的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有人有枪有地盘，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得到他们的支持就可以减轻许多阻力，并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所以我们党非常注意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刘少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36年春，在刘少奇主持下，北方局领导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这是一个以学生、上层知识分子为主，包括工人、妇女、商人及各界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组织。随着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而改为“逼蒋抗日”的策略，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积极开展了对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的工作，并且主张抗战必须与蒋介石合作。
争取宋哲元的工作，是从改变策略口号开始的。在一二·九运动中，宋哲元曾动用军警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当时，学生的口号是：“打倒卖国贼宋哲元！”天津五二八抗日示威游行后，宋哲元开始转向同情爱国学生。刘少奇说：“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中下级官兵与学生民众关系改好。宋哲元的态度亦有进步。”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北方局认为，宋哲元及其冀察政务委员会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不断高潮的情况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心做汉奸卖国贼，有转向抗日的可能性。因此，在北平六一二抗日大示威中，刘少奇引导学生们改喊“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争取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口号一变就稳住了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避免激化与宋哲元的矛盾，也为后来的群众抗日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合作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刘少奇又指示北平地下党和学联通过各种途径在二十九军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如，组织进步学生参加二十九军在西苑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军官交朋友；与二十九军官兵联欢，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秋，当二十九军经过北平时，又动员数万民众夹道欢呼。11月，二十九军先后在北平红山口和河北固安举行军事演习，北平各校学生组织了参观团去参观慰问。通过这些活动争取了二十九军官兵，他们纷纷表示要维护领土主权，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此外，刘少奇还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3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呈送宋哲元，宋哲元看后觉得很好，便拒绝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开始与共产党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