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期间陈独秀与毛泽东的农民观探析
摘要：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和毛泽东都对农民问题有过许多真知灼见，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产物。深入探讨毛泽东和陈独秀农民观的承继关系，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陈独秀农民观对毛泽东农民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贡献，深化中共党史研究，还有利于推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发展。
关键词：大革命；陈独秀；毛泽东；农民观
中图分类号：K26；D420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4.0003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飞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由“发现”农民到教育和组织农民，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同盟军问题，为进一步提出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开辟了方向。
一、对农民阶级各组成部分的分析
陈独秀是中共党内较早对农民和农民问题有深刻认识的领导人。他不仅提出要重视农民，而且还运用阶级分析法对农民阶级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他对农民的特点做了理性分析，特别对雇工较佃农生活稳定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独秀首先对农村中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村中存在三种势力，即反动势力（地主）、中间势力（自耕农）和革命势力（佃农和雇工）。“陈独秀还进一步将农民细分为自耕农和半无产阶级两个部分、四个层次、七个等级。”[1]54此外，陈独秀对中国农民之痛苦现状做了深刻剖析，对雇工较佃农生活稳定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强调雇工正因为一无所有才被雇佣，雇工是农村中压迫最深、生活最苦的农民，亦将是革命中的重要力量。“自耕农民多卖地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改业往城市为苦力，沿海者则移住海外，多数则流为兵匪” [2]316。陈独秀关于农民问题的见解也得到邓中夏的肯定，“只有《前锋》第一期陈独秀先生《中国农民问题》一篇文章，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地很细致，很准确。”[3]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找到同盟军，为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和农村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泽东参加革命初期并没有意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正如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谈及毛泽东时指出的，“毛的发言令人瞠目结舌”，居然主张“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 [4]。这种状况在毛泽东1925年回韶山养病期间有了重大改观，他不但感受到农民的“伟力”，还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吸收了陈独秀的思想，对农村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进一步细分，并且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5]6
毛泽东分析农村社会各阶级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全面认识农村社会阶级状况；另一方面在于为革命寻找动力。所谓搞清革命的“敌友”问题，以寻找真正的朋友，从而打倒共同的敌人。毛泽东进而指出，广大农民“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5]9。后来，他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分析了大小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强调了“组织农民”的必要性以及对地主和游民应采取的策略。这里对农民各阶层的划分虽不够准确，但对于各阶层的经济状况及其对革命的态度的分析是有见地的，为后来正确分析农民阶级、制定農村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陈独秀不仅对农民组成部分进行了分析，还对农民和农民阶级的两面性进行了深刻揭示。他充分肯定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但也没有忽视农民的消极因素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在建党前后，他“率先提出不可漠视农民问题”、“对中国农民阶级进行了科学划分”、“对农民阶级的特性进行了科学的剖析”，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农民问题的主张[6]。在1923年撰写的《中国农民问题》中，陈独秀明确指出，对于中国而言，因“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革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对于国民革命运动而言，他认为农民群众俨然已成为“一种伟大的潜势力”，“不可漠视农民问题。”[2]312随后，他又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进一步重申，“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2]366367以往研究过多考虑陈独秀强调农民的局限性，而忽视陈独秀对农民革命性的公允之论。陈独秀“强调农民身上有缺点和不足，告诫不要在农民问题上抱有急性病，这是头脑清醒的表现，其主旨还在于动员农民参加革命要有的放矢。”[1]55
北伐战争期间，农民运动的巨大声势引起了陈独秀的极大关注，同时也使他从实践上加深了农民革命力量的认识，提出要大力吸收农民党员参加革命。他在谈到北方革命军前途时说，要想克敌制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需“先尽力与民众尤其是农民合作，以巩固其在陕、甘的政权。”[7]130显然，陈独秀这时已初步认识到“与农民合作”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由他主持起草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指出，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已经“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他们的阶级（地主土豪劣绅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了。……并且在实际政治上现已发生很大的作用（如广东国民政府之胜利，河南国民二军之失败），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他还接着强调，“照这种趋势看去，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8]207随后，谈到湖南农民运动对北伐军的支持时，他指出，“湖南农民运动自北伐军进入长沙后，其发展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现刻有工作者已有四十余县。在此次战争中，农民实际参加战争极为猛烈，故农民在政治上已自然取得一种地位。”[8]357在中共五大时，陈独秀再次强调，“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联盟，就会发生小地主反对无产阶级的危险。事实证明，没有农民，无产阶级就要失去活动能力。”他进一步提出要大力发展农民党员，“我们不仅应继续实行我们对农民的政策，而且应继续把农民吸收到党内来。”[7]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