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现代性
〔摘要〕 此文以“全球化”为关键词，讨论了这一语境下人文学术的现代性问题。由于后续发展国家大多将欧美议题和理论作为思考的入口，在本土经验层面来展开资源借鉴式的解释和理论再生产，因而形成当代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研究的全球化现象。作者指出，由于知识命题和知识方式的关联决定知识的有效性，所以，学界尤应关注在此语境下形成的认知框架、学术指向和共同议题。作者认为，不同的历史经验可以针对理论的盲点形成不同的参照框架，但不能以某种民族立场替代知识方式。中国学界在此学术生产链中，应保持自我认知，除了引介欧美学术议题、话语形态以及参照中国本土经验型个案外，还应在学理意义上凸显自身的洞察，以此才能探索有效解释的可行性。
〔关键词〕 全球化；文学研究；现代性；认知框架；理论资源；经验陈述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29-07
从西方学界引入相关命题和理论话语形态并进入汉语经验层面的再阐释，是中国新时期的人文学术特征之一。中国的这一学术现代性特征与其外部条件和内在需求存在着对应关系。由于理论的产生是局部经验的作用，因而该理论就会与不同区域的经验构成理论旅行与意指实践的内在张力。此外，话语形态与其指涉关系存在着历史性，因而会随语言本身的跨文化转换而发生变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从术语、概念到衍生范畴的引入和阐发，亦是其中的重要现象之一。然而，对于“全球化”的言说犹如中国学界在新时期引入的其他诸多新概念一样，在“拿来”之后很快就成为某种认定的参照框架，在大致类似的认知中进行了人文社科各分支领域的衍生性学术再生产。从1990年代起，有关译著和论著开始增多。如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持编译的“全球化论丛”（俞可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其中包括：《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与中国》《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等系列论、译著。从文化角度讨论此话题的也有不少，如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的“全球文化系列”，其中包括《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与文化》。①另外还有不少是以“全球化”冠名的论著和译著，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全球化面面观》《全球化的关键概念》以及《全球化关键词》等等②，不一而足。这些成果对于国内学界了解全球化及其相关论域无疑是有裨益的，但具体到某一领域，如文学研究，对这一认知框架及其作用还需要细致区分和深入剖析。
由于历史现象与话语表述之间存在着时间差，所以，经验状态总是先于理论解说的。实际上，若从人类学和经济学角度来看，全球化的某些现象古已有之，只是学界对早期人类跨界活动的论述并没有采用某一认同的通用术语，即不以全球化命名而已。实际上，在各文化区域群体性生存和发展中，都有一个从家族血缘关系逐渐过渡到社会化生存的过程，即从自然关系到市民社会及民族国家的进程，其间也存在着与外部世界接触、碰撞和融合的文化事件所起的特定作用。如佛教得以进入中国思想并与当地信仰融合等重大文化事件，就存在着不同经验内在旨归的使然性。学界对此说法不一。其中林尹先生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佛教传入中国，当魏晋玄谈极盛之时。道家之言，以虚无为主，佛氏之说，则寂灭为归；出世之旨，同超乎人格，故能含融深义，浸入人心”。参见林尹：《中国学术思想大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9页。换言之，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跨界行为和后果，如商旅路线、货品和钱币的交换方式、对距离和时间标准的统一、从生存基本需求品到奢侈品的工业及商业行为等等对此问题，欧洲大陆和美国学者均有涉及。参见〔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法〕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不仅是某种全球化现象，也是现代性成因的要素。按照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的梳理，黑格尔应该是第一个思考全球化的理论家，“因为他不仅仅讨论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还探讨这种联系引发的意识状态。”〔1〕探讨这一领域的学人还包括沃勒斯坦等人，他“将当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追溯到了15世纪”。〔2〕笔者认为，彼得·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也许是最为集中地以“全球化”认知方式重新梳理世界发展史的学者。他在《世界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一书中将人类文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置于全球化视角中重新进行了考量。他将全球化的源起和发展分为几个主要的阶段：“接触的起始模式：1200BCE-1000CE”；“转折点：1000CE”；“作为转折点的1500年代：全球化的兴起？”；“作为全球化的1850年代”；以及“194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一种新的全球史？”参见 Peter N. Stearns，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斯蒂格（Manfred B. Steger）则在其《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书中用“史前时期、前现代时期、早期现代时期、现代时期和当代时期”几个分类方式考察了全球化的发展轨迹。参见〔美〕曼弗雷德·B. 斯蒂格：《全球化面面观》，丁兆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二章：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吗？然而，上述论著作者所采纳的历时性简化方式虽然便于纲要式论述，却难以顾及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共时性问题。因为“历史中的行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很难用我们目前的词汇与概念完整描述。”〔3〕显然，上述论著偏重线性的方式，就很难涉及到同一历史时期的区域和发展模式的双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