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日：中共革命的现代性阐释（1921～1949）
[摘要]回望世界近代文明，革命的本真在于现代性，中共革命亦是如此。纪念日作为国家现代政治的产物，或是观察中共革命现代性的一种视角。从相关的研究成果看，围绕纪念日，中共既有政治利用的表现，还有话语、仪式和符号等现代权力技术的运用。这种现代性阐释将中共革命定位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上，从中评估中共革命的时代意义，描绘出中共革命创设出新秩序的现代元素，因此发掘“现代性”或是中共革命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之一。
[关键词】纪念日，时间，现代性，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2—0034—06
“现代性是世界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具有的共同特性。”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共革命自然具有现代性。宽泛地讲，这种革命的现代性是较于中国传统革命而言的，主要指革命的信仰、方式、动力、前途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现代化因素，体现于革命权力运行问题上，中共革命者在政治舞台上注重借助诸如话语、符号、仪式等现代权力技术寻求政治意图。但是这场现代性的革命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发生环境并不处于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而是远离现代化的传统性浓厚的农村。或许由于此种缘故，学术界较为注重揭示中共革命与乡村传统之间的双向塑造与制约关系，而较少谈论中共革命的现代性。21世纪以来，伴随着新文化史理论和多学科交叉方法的运用，纪念日纳入中共革命的研究视野，引起关注。谈及纪念日，它作为国家现代政治的产物，体现的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实为窥探中共革命现代性的一个理想视点。鉴于此，本文拟以目前学界关于中共革命纪念日研究的主要成果为分析对象，择取纪念日利用、纪念话语、纪念仪式、纪念符号四个层面作为考察视角思考，从中透视中共围绕纪念日进行的现代权力技术运作情形，或能够提供一个认知中共革命现代性的窗口。
一、纪念日利用
纪念日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事件或人物记忆的时间符号。民国时期，国家现代政治兴起，纪念日因其背后意蕴成为一种政治资源，各种外域的和本土的纪念日开始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国家政府和政治力量纷纷利用其服务现实政治，中共亦不例外。
由于处在革命奋斗期，中共对纪念日的政治利用显得更为紧迫。比如，五月是中共革命纪念日最集中月份，包括五一、五四运动、五五马克思诞辰、五九国耻、五卅运动等纪念日，因而成为中共集中进行革命动员的月份。对此情形，有学者认为：囿于严峻的政治生存压力，中共改变了以往单纯纪念“红五月”的政治思维，其纪念活动基本围绕征收财粮、征召新兵、处置反革命等中心任务展开。类似情形还有八一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该纪念日的创设处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现实威胁中，有学者指出：中共为最大限度调动苏区民众，于1933年隆重组织纪念活动，除了提前部署宣传，还借助大型阅兵仪式、纪念文章、群众集会、纪念晚会和体育运动大会等途径进行宣传鼓动，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方式之多超过了以往的纪念活动”。最能体现政治利用的当属儿童节，儿童群体不属于成人群体，但是残酷的革命现实需要儿童发挥力量，因此，儿童节的政治价值就是“在纪念活动中发动民众支持儿童走向革命，动员儿童走出家庭，其最大意义便在于借助纪念达到教育儿童的政治意图”。
有的纪念日是属于特定社会群体或整个民族国家的，并不专属于某种政治力量。对待这些纪念日，中共并不放弃，而是积极与政治对手展开博弈，以获取其政治价值，构建自身合法性。比如，五一劳动节是近代以来欧美工人运动的产物，包含着工人群体集中表达利益诉求的内在属性，输入中国后便与工人运动关联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谁能够占据五一劳动节纪念权，便能掌控影响工人运动的政治走向，因此政治力量在纪念活动中展开博弈。内中的情形，有学者考察了1927～1937年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情况：占据正统地位的国民党强势纪念五一劳动节，一方面宣扬“劳资调和论”稳固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借此攻击中共，抛出“超阶级政党”的理论架构消解其“阶级斗争论”。面对此种局面，处于政治弱势的中共积极应对，一边强调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和本质，一边组织“飞行集会”等纪念活动表达政治主张和诉求。由于中共纪念活动的存在，国民党开始限制纪念规模，甚至取消了正当的工人游行、集会等纪念活动，显然“国民党在五一纪念活动中与共产党的博弈一直是处于被动状态”。再如，五四纪念日源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在政治力量获取政治认同、强化统治秩序、组织民众动员等方面存在特殊的政治价值。对此，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双方围绕五四纪念日进行政治合法性争夺的情形：起初双方合作纪念，强调青年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地位与作用，1942年后双方走向分裂，国民党开始淡化或遮蔽五四运动的政治影响，严加戒备或取缔各种纪念活动，同时修改纪念时间，将5月4日定为“文艺节”，另选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烈士纪念日）为“青年节”，重申以“国民革命”为基础的正统性地位，而中共则始终坚持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宣扬五四纪念日的政治意义，从强调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中寻找历史合法性。还如七七纪念日，丸田孝志认为，抗战时期其纪念形成了国民党、日伪、中共三方对立的政治局面：国民党政权视其为抗战建国纪念日，日伪政权视其为“中日协作”建设“新东亚”的“兴亚节”，而中共则将其与七一纪念日联系起来，组织纪念周，强调其在抗战中的贡献或领导作用。
上述可见，民国以来纪念日已成为现代政党政治演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中共看来，纪念日不仅有着特殊的政治文化资源，还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利时机。这固然是与其政治处境紧密关联，对那些属于群体、民族和国家的纪念日，革命中的中共虽不具备占有国家正统资源的政治优势，但是仍在属于自我意识形态的领域中选择、创设、争夺纪念日，借助纪念日的身份标签传递政治意志，寻求政治效益的最大化。
二、纪念话语
纪念日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倘要发挥其政治价值，需要经过政治权力的话语诠释，诚如福柯所言：“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因而纪念话语往往是政治力量开发纪念日政治价值的文字表达。通常，纪念话语主题因纪念对象、动员群体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所差异，但是却有生产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的共性。比如，七一中共建党纪念日是在民族战争环境中创设的，其纪念话语具有明确的政治意指，基本是在回顾中国革命奋斗历史基础上，阐述中共奋斗革命简史，然后将其与中国革命、国家前途联系起来，突显革命叙事与国家意象，正如有学者所研究的那样：抗战时期，中共七一纪念话语以“抗战建国”为主题，既展现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策略，又宣扬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绩与抗战建国的政治关联；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政权妄图独裁中国，此时的纪念话语則以“反蒋建国”为主题，聚集于批判与否定国民党专政独裁的建国理念，同时申明中共继承中国革命事业的决心，传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