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
编者按：近年来，国别外交史的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逐渐摆脱单一国家视角而演变成为利用多国档案和采用多国视角的国际史；二是越来越关注广义的文化现象以及文化因素在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在国际学术界，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和文化转向带来的不仅仅是新领域的开拓和新问题的提出，同时也是新方法，也就是跨学科方法的应用。我国的外交史研究近年来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的更新上还较为滞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过去制约中国外国史研究的资料瓶颈在逐渐打破，这在外交史领域更为明显，以至于一些外交史学者有资料太多而无从下手的感叹。资料匮乏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方法论滞后的问题愈加突显出来。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拣选和解读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外国史研究的水平。为此我们开辟“跨学科方法与外交史研究”的专栏，意在倡导史学新视野和新方法。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中，王立新的论文讨论了如何在冷战史研究中应用国际关系理论、社会性别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方法以及国外学者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刘青的论文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考察美国社会1901年关于传教士在联军占领北京后参与抢掠问题的争论，阐释那个时期美国社会流行的文明话语如何论证了美国海外扩张的合法性，并促进了帝国文化在美国的形成；徐尚平的文章则借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了汉密尔顿的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希望以此为开端，未来会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跨学科方法的讨论中来。
摘要：就研究方法而言，受兰克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长期以来以档案研究和传统叙事为主，急需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文化研究方法和社会性别理论可以帮助冷战史学者提出新问题、发现新领域、挖掘新材料和建立新解释。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不仅不会削弱冷战史的史学色彩，反而会加强冷战史的人文特性，并有助于建立起关于冷战史的新叙事。
关键词：冷战史；国际关系理论；文化研究；社会性别理论
传统叙事史学的局限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近年来突飞猛进地发展，在档案整理、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成果出版等诸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绩，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就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而言，进步并不明显。特别是与国际冷战史研究近年来的发展潮流相比，中国冷战史研究在方法论变革方面还相当迟缓，具有宏大的理论视野并运用跨学科方法的著作还不多见，绝大多数成果属于以档案研究和传统叙事为主的兰克式史学。
兰克式的传统叙事史学无疑有其优长。其优雅的叙事技巧、诉诸常识的历史解释、广被运用的教化功能和资治作用以及成果的可读性等等都使传统叙事史学仍然有其生命力，但是兰克史学重叙述、轻分析，重过程、轻问题，重事实、轻意义的特性使其落后于当代史学发展的潮流，在以下三个方面制约着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中国的冷战史研究需要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
第一，传统叙事史学方法限制了冷战史学家提出新问题的能力。当代史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史学研究的“问题取向”，学者的研究是以提出问题开始，以收集资料回答问题，并最后解决问题而终，能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学者的水平，也决定了研究的成败。兰克式史学强调的是叙事，而不是问题，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再现事件的来龙去脉、政策的制定过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史学家即使提出问题，也主要是在常识范围内追问因果关系，而难以从新的角度提出引人深思、别开生面的有意义的好问题来。这就造成史学家“提问”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大多数成果成为事件和政策过程的“始末记”，加上一些点缀性的分析或经验式的总结。而跨学科的素养和知识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具体说来，国际关系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都可以为冷战史学家提供观察历史现象的新视角，从而帮助学者提出新问题。举例说来，在中美关系史领域，由于对各种政策、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都已经相当充分，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新问题的空间十分有限，但时殷弘和吕磊在1996年发表《美国对华态度与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一文，提出“中国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以及美国如何影响加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的问题，令人耳目一新。①国际社会是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重要概念，如果对国际社会的理论缺乏了解，就不会提出这一有深度的问题，时殷弘等人正是借用了牛津大学教授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在《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②中提出的国际社会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中美关系史做出了新的解释。再如，对冷战初期美国对外政策以及相关的冷战起源的研究已经有大量成果，按照传统史学的思路，在这一领域提出新问题几无可能，但是约翰·福赛克(John Fousek)提出冷战初期“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指出美国人普遍把美国的国家身份界定为“(自由)世界领袖”，这一身份认同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对冷战初期一系列事件的反应。③国家身份显然不是传统叙事史学关注的问题，而是来源于社会学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当前外交史和冷战史研究中的很多新问题，都是来自于跨学科的视野。
第二，传统的叙事史学对历史的解释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通常是通过寻找经验事实之间的关联来发现因果关系，较少能在“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之外提出对历史的解释。比如就冷战的起源这一问题而言，传统叙事史学关注的是冷战初期美苏之间一系列政策、行动和局部冲突，把冷战的兴起归因为美国或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或归咎于两国领导人的“邪恶”，对美国或苏联进行道德的讨伐。而以约翰·加迪斯(John L，Gaddis)为代表的后修正派史学家则另辟蹊径，提出冷战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际政治永恒的冲突逻辑带来的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美苏之间的安全困境又由于战后初期双方的一系列误判而出现螺旋式上升并最终导致了冷战。这一解释显然是借鉴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战争根源的研究，比单纯指责美国或苏联为冷战的兴起负责要深刻得多。关于1949—1950年间中美对抗形成的原因，一般的解释是认为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历史上的恩怨、美国的敌视政策和中共强烈的反美主义导致两国缺乏和解的起码基础。但高龙江(John W，Garver)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提出根本不存在一个中美和解的“机会”。他认为中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都经历了几个阶段：革命之初相对温和，然后迅速激进化，接着走向狂热，直到革命者筋疲力尽之后，革命开始去激进化，最后逐渐又回到社会常态。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革命正进入疾风暴雨的激进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执行与其革命意识形态相矛盾的政策，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而只有到了中国人的革命激情大大消退，革命者开始疲倦的文革后期，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才有可能。①这一解释可谓别开生面，其依托的理论资源是政治学关于革命，特别是意识形态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