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话语权威与国际规则的经纬逻辑
摘 要：本文以时间为“经”、国别为“纬”，分别探讨国际规则和政府话语权威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纵坐标考察国家间博弈方式变迁、全球化潮流、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等历时性变化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从国家实力横坐标考察其与国际规则制定中政府话语权大小和作用方式的影响。进而讨论不同类型国际规则创制和实施过程中政府话语权的作用方式。历时性看，工业革命后至二战前，国际规则仅为国家博弈的结果。二战后，国际规则参与者愈发多元，国家间依存度趋强，国际规则涉及领域增多，国际规则逐渐成为各国博弈的手段，到21世纪国际规则更成为权力转移下大国之间大规模冲突爆发的缓冲机制。另外，实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组织等也拥有了扩大自身话语权的新机遇。国际规则的构建与实施中，强权国家间、非强权国家间、强权国家与非强权国家间、国家政府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协商模式也更为复杂，因此形成了多种模式、多种形态下的政府话语权作用方式。
关键词：国际规则；政府话语权；经纬逻辑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10-0170-13
参照众多学者①界定，笔者将国际规则理解为：各国为稳定国际秩序、促进共同发展或提高交往效率等目的，在国际事务中互动并制定的有约束性、控制力的制度性安排或规范。它既可以是成文的制度性安排或规范，如以国际法形式出现；也可以是私下交易或未公开活动的结果；还可以是隐性的规则，如反恐已被视为全球共识性的政治正确，“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美元霸权地位”是美国默认的国际规则之一。
政府（国家）话语权被视为国家政府在国际事务互动和国家事务中表达意见的权利。“话语权”概念来源于米歇尔·福柯关于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批判性理论。在政治传播领域，这一概念被赋予更强的应用性色彩，政府话语权被具体化为国家政府对“国际/国内事务的定义权，对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对政府话语权的讨论参见王江雨《地缘政治、国际话语权与国际法上的规则制定权》，《中国法律评论》 2016年第2期；马旭红、郝建：《国家间社会资本增强与国际话语权提升》，《人民论坛》2014年第34期。，它同时还体现为在国际社会中掌控国际舆论和影响国际局势发展的能力和权力。
较之分别对国际规则、政府话语权进行讨论，当前学界关于国际规则与政府话语权之间的关系论述较为少见，且大多从如人权、金融、互联网、海洋、森林、核控、儿童等具体领域出发，讨论具体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其背后的政府话语权争夺过程。可见毛俊响《国际人权话语权的生成路径、实质与中国的应对》，《法商研究》2017年第1期。 Alkoby， Asher （2008） “Global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making： A Discourse Approach，”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 No. 2， Article 3： 377-406. David Humphreys. Discourse as ideology： Neo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forest policy.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11 （2009）： 319–325. Biook Behnam， Behzad Mahmoudy.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Reports Issu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Director General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uring the Last Decad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Vol. 3， No. 12， pp. 2196-2201， December 2013. Andressa Gadda. Rights， Foucault and Power：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United Natio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Edinburgh Working Papers in Sociology No. 31，January 2008. Steven K. Vogel，“International Games with National Rules： How Regulation Shapes Competition in‘Global’Markets”，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 17，No. 2，May～Aug. 1997，pp. 169-193.對于从更为宏观角度综合论述二者关系的研究，则基本采用两类路径：一是并不使用“话语权”这一概念，而是以“文化”“意识形态”或“软权力”等概念，讨论其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影响。典型如约瑟夫·奈在其书《硬权力与软权力》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中，认为一国具有强大软实力，则可避免在国际规则谈判中诉诸强权。二是从政策制定过程的角度探讨话语的权力作用方式。如凡迪克TEUN A. VAN DIJK. Structures of Discourse and Structures of Power.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2， pp. 18-59.和施密特Vivien A. Schmidt，The Future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 210.的论述，认为话语的权力显现在有权者对无权者的话语控制与话语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