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是二氧化碳的72倍（20年水平），但其在大气中的寿命短于二氧化碳，可以作为优先减排对象。中国的甲烷排放十分突出，甲烷减排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然而在政策研究中，甲烷受到的关注程度远低于二氧化碳。本文基于甲烷排放研究的相关进展，首次系统性地论述了中国甲烷排放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是：甲烷排放的有效控制和减缓可以成为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甲烷等温室气体的减排战略要用“系统减排”思路替代传统的“末端减排”思路；甲烷系统减排的策略和实施措施不仅需要重视主要排放部门（如煤炭开采与洗选业，农业）的直接末端减排，更需要突出强调建设活动、城市消费、资本投资和出口贸易等消费端的间接体现减排；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通过纳入甲烷排放，可以至少在五个方面丰富和支撑中国的国家立场，如从承诺“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向承诺“单位GDP温室气体减排”转变。
关键词甲烷排放；减排政策；国际气候谈判；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
中图分类号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008-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02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已经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不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1］。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或者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也是影响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科学合理地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需要正确认识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甲烷（CH4）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占2004年全球人为源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4.3%［2］。中国的甲烷排放问题同样十分突出，仅考虑二氧化碳排放已经不能全面代表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3］。根据国家气候变化初始信息通报公布的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清单，1994年中国甲烷排放总量为34 287 Gg，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计，不考虑土地利用变化的二氧化碳排放）的23.4%［4］。据Zhang和Chen［3］的估计，在2007年中国经济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构成中，仅考虑甲烷一项，其当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989.8 Mt，这一数值均已远高于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考虑甲烷对于反映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与发展趋势同等重要。
然而，尽管甲烷排放在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整体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国家尺度甲烷减排相关的政策研究仍然相对薄弱，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厘清。本文将从中国甲烷排放的研究进展出发，立足于甲烷排放的历史和现状，力图通过辨析甲烷与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战略、中国甲烷系统减排策略与措施、中国甲烷排放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国家立场等问题，系统阐述中国甲烷排放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为我国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1甲烷与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战略
全球大气中的甲烷与二氧化碳相比，其浓度要低2个数量级，属于大气痕量气体，其排放量的微小增加将会导致大气中甲烷浓度的明显升高。由于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较短（12-17年），减缓甲烷排放对大气中甲烷的减少具有迅速的影响，而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存留时间很长（50-200年），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则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见效。因此，大气中甲烷浓度可以相对迅速地对甲烷减排活动做出响应。虽然多数研究集中于中国二氧化碳的减排策略，然而在《京都议定书》中，除二氧化碳以外，甲烷、氧化亚氮、氢氟化碳、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碳五种温室气体均在限制之列。显然，甲烷的纳入统计将拓宽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选择，甚至可以以最低的减排成本为目标实现优化减排。
甲烷排放在中国整体温室气体排放格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未来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甲烷减排可以做出直接贡献。2002-2007年，中国甲烷排放的年均增长率为4.2%，而同期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为12.5%［5］。从排放强度来看，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与2005年水平相比减排40%-45%。按照历年单位GDP甲烷排放的下降趋势，在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情况下，中国甲烷排放也完全能实现相应40%-45%的减排目标。2005-2007年，中国单位GDP的甲烷排放已经下降了20.7%，而同期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仅下降了4.3%［5］。即使基于最低的全球增温潜势（CO2∶CH4∶N2O=1∶25∶298）计算，甲烷排放强度（单位GDP排放量）降低了47.6 g CO2-eq/元，而同期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了48.4 g CO2-eq/元。甲烷排放强度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幅度基本相当。显然，甲烷强度减排对中国温室气体强度减排产生直接影响。
张博等：甲烷排放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探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不考虑中国的甲烷排放，不可能反映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真实历史和现实，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也不可能全面。尽管中国已经明确，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目标将逐步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统计、监测、考核办法［6］，但是当前的中国减排战略往往用“碳减排”的提法来指代“温室气体减排”，或者仅涉及“二氧化碳减排”。这种表述将“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术语混淆不清，再加上强度量的相关表述，一定程度上容易误导公众。减排并不只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可以为碳减排做出贡献。因此，中国的“碳减排”，应该直接明确是“温室气体减排”，而不仅是“二氧化碳减排”。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需要将甲烷减排上升为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重要着力点。更大程度上开展基础资料的监测和相应的统计工作，加大国家甲烷排放清单的研究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科学合理地制定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战略必须结合具体的国情而定。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理解除了需要基于排放的历史与现状以外，更需要了解温室气体排放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背景。目前常见的减排指标的分解办法还是按照末端减排的思路，即“谁污染谁治理、谁排放谁负责”。举例来说，电厂能源消耗大，燃煤的污染物排放多，减排的压力更大。“十一五”期间，我国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达到减排的目的，甚至通过直接“拉闸限电”限制电力生产。实际上直接“拉闸限电”未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更容易隐蔽电力的真实消费责任者，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起到减排的促进作用。对于电厂来说，当然需要提高能源效率，实施技术革新，降低能源消耗和控制环境排放。但是，不是所有的减排责任都直接归于电厂，因为电厂所生产的电力主要供给其它用户消费。也就是说，电力消费用户同样需要对污染物减排负责，或者说节能或节电对于电厂间接减少污染物排放可能更为有效。因而，研究生产过程中末端直接排放和消费需求拉动的体现排放对于制定温室气体的系统减排策略同等重要。中国甲烷等温室气体的减排战略要用“系统减排”思路替代传统的“末端减排”思路，必须高度重视挖掘末端减排潜力，更需要突出强调消费端间接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