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主题的转换与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变
[摘要] 在“时代主题”转换了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国际共运中长期强调“国际联合”和“统一性”的传统发展战略实行调整和转变，从而形成了一条新的强调“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条新战略又有重要的新发展。
[关键词] 时代； 主题； 转换； 发展战略； 转变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24-0005-06
20世纪80年代后，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顺应并推动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将国际共运长期存在的强调“国际联合”和“统一性”的发展战略，逐渐转变成强调“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的新战略。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战略，是国际共运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新形势“逼迫”的历史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前进的客观需要。近30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发展战略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是怎样形成的？其基本特点是什么？进入新世纪以来它又有什么新发展？
一、时代“本质”未变但“主题”已转换
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问题。对时代的科学认识，以及对本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准确定位，历来是共产党人明确使命、提出理论、制定战略策略的基本依据。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都是以他们对当时历史时代的科学判断为依据的。既往的时代特征是怎么样的？远的不说，单是20世纪上半叶短短的几十年间，世界就发生了两次大战和两次大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二战之后，东亚和东欧地区建立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使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发展到多国，形成了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1/4、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1/3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此同时，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世界殖民体系在60年代相继崩溃，随之“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当时的世界，的确是以“战争与革命”为显著特征的世界。
然而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80年代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60年代殖民体系崩溃之后，新独立国家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二是70年代美国从越南败退，后来亚非拉急风暴雨式的斗争转入“沉寂”阶段；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社会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已不具革命形势；四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改变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急需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潮流。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85年高屋建瓴地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之后，学术界曾就“时代”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认为这意味着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了，但也有不赞成这么说的，而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竞争的时代”或“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的时代”。对这些意见，笔者不敢苟同，曾连续发过几篇文章。我认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会造成“历史大时代改变了”的误解，给人以“太平盛世”的印象，不符合当前世界现实。世界人民有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但世界的现实并不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要经过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因而只能说是两大“问题”或“主题”。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竞争的时代”或“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时代”的提法，突出强调“两种社会制度”，忽视了世界矛盾的复杂性，会给人以“两大阵营”对垒仍左右世界的强烈印象，也是不符合世界现实的。世界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是世界上现存的一对矛盾，并将长期存在，但它并不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因为整个世界形势不是由它来支配的。冷战后，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军事实力为依托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然而这一斗争主要不表现为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因此，不宜将世界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国际斗争的注意力集中于“两种社会制度”。
2000年6月中国和越南的学者在北京举行“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理论研讨会，笔者在会上作了发言，提出了有关时代问题的“十个观点”。发言的核心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研究时代问题的方法论问题，一是应如何认识和对待当今时代的问题。从方法论上讲，我认为：
第一，要把按社会经济形态划分的“历史大时代”与其他意义上所说的“时代”区别开来。人们常常从不同角度、在不同意义上使用“时代”这个概念，如从技术和生产力的角度将其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器时代、信息时代。至于日常生活中以“时代”来表示一个不同“时期”的用法就更多了，如“青年时代”、“短缺经济时代”、“走进新时代”等等。这些说法都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所说的“时代”，指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时代，即按“社会经济形态”所区分的时代，这是有严格的科学规定和既定标准的。
第二，判定历史大时代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7页）
第三，列宁关于“时代”问题的思想和方法，仍具有指导意义。列宁常将“时代”作为“阶段”的同义语使用，认为每一大的历史时代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可看成是其中不同的“小”时代，而阶段之长短、时代之大小，又都是相对的。不能只讲“大时代”，而忽略若干“小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同样也不能只注重小时代的特征，而忽略了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大时代。正确的方法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结合起来。（《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3-144页）
基于上述思想和方法，我认为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当今的时代，首先必须将“时代本质”与“时代主题”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邓小平80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指的是“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换成“和平与发展”了。90年代针对苏东国家剧变后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失败了，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经过长过程的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这指的是“时代本质”没有改变，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我认为，只有将邓小平这两个层面上的论断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认识当今的时代。这就是说：“时代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时代的主题”已经转换——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了。
从对时代的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在实践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历史发展大趋势”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关系，也就是“时代本质”与“时代主题”的关系，将坚持远大理想、最高纲领与抓紧抓好当今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又要抓紧、抓好“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处理和回答中国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把握好“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必须摆脱“战争与革命”年代的陈旧观念的束缚，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