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摘 要：由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人类困境问题，使传统民族国家政府行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全球性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由此兴起。西方理论界在多个维度上探讨关于全球治理问题，涉及到民族国家主权、公民社会、世界主义民主模式、文明与文化等方面。同时，各国政府、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等也纷纷转变传统的行为模式，为全球治理的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探索。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8）04-0063-06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但是，在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为主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却产生了诸多的全球性人类困境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以及资源等方面。这些问题是传统的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等无法解决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市场垄断，无法提供相关的公共产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个人主义等问题，福利国家政策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难以促进公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由此，治理成为弥补市场失灵和国家失效的手段之一。全球治理的理论应运而生，涉及到“交往理性”、民族国家与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治理、世界主义民主模式与国际秩序的重建以及第三条道路和“新治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理论在一定范围内应用于实践，产生了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模式和美国的单边模式。
一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表现。虽然全球化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等多个维度，但经济无疑是全球化最根本的推动力，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在全球经济整体化、分工合作化的基础上，产生不同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模式的整合和竞争。全球化虽然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了国际的生产分工和经济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也日益凸显出自身的局限性。
在当今的全球化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依靠输出资本和技术，从发展中国家获取了巨大的剩余价值，引起了国际关系的阶级化。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增殖的，不断向全球扩大的工业生产，使自然资源不断枯竭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最后结果，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达到自己的内在极限；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表明以无限度地扩大生产追求利润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受到外部环境的根本性制约，达到了自己发展的外在极限。”［1］这表现在生态问题、资源与能源问题、社会政治问题等都带有了全球的性质，每个问题的解决都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那么“这种情况使得人们把地球的生物圈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考察，而所有的人都面临的那些共同的问题，则成为全球性问题。”［2］
最早对全球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罗马俱乐部。其宗旨是：“如果我们能够多抓住人类困境的复杂性和掌握其现实意义，那么，就能研究今天整个人类的情况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3］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1972）和《人类处在转折点》（1974）等报告中，持技术悲观主义的观念，论证了现代科学技术异化发展和滥用带来的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问题，引发了西方思想界甚至全球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其后，产生了卡恩的“大过渡理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等。
当前的全球性问题是广泛存在的，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问题，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同时，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经济的风险性增加。第二，政治问题，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的发展使民族国家的控制力减弱，从而使民族国家的主权受损，一些国家不断抛出“人权高于主权”等观念干预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第三，生态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业化，使污染扩散，全球性环境问题产生，生态失衡则造成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产生了诸如厄尔尼诺现象等。第四，人类社会面临着普遍的精神危机，工业革命后人类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力量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等错误的价值观，从西方文明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中。第五，全球范围内的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行为。
罗马俱乐部把这些相互纠缠的问题统称为“世界难题”和“世界困局”，其中包含着技术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诸多成分。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表明，只有改变传统的社会经济、政治模式与思维方式，提出能够促进全球合作的“世界通解”的解决方案，才能改善世界的发展进程。全球治理理论正是基于此产生的。
二
治理一词起源于16世纪，当时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力图制定一部约束欧洲列强行为的国际法。19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超民族的权利”的理念，希望创建一种合法的国际政治秩序和可以为人类共享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合作体系，改变以绝对的竞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他们的思想是为解决当时欧洲的争战与冲突提出的，由于其超前性而陷于空想。但是他们和启蒙思想家们的理念却蕴涵了全球治理合理构想的萌芽。
（一）“交往理性”理论：全球治理的哲学基础。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是欧洲一体化的倡导者，并在理论上论证《欧盟宪法条约》的合理性。他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分析，阐述了用“交往理性”理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可能性。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思维范式是主客二分法，这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失去了节制，导致了生态环境失衡，在社会领域表现为工具合理性的扩张，形成一种个体占有性的功利观念。由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理性结构遭到破坏，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盲目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进步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的科学主义和唯技术至上论是错误的，只有在改造自然的同时用交往理性来约束工具理性才能拯救资本主义。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以语言为媒介，以达到共识为目标的主体之间的人际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来解释交往行为的理性内涵。因此，他所倡导的交往行为合理化强调主体间平等自然的对话，反对任何以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暴力的手段干涉别人的做法，主张开展不同文明的交流和对话去解决诸如南北问题、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建立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良好交往的全球性的“生活世界”，这样，全球性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性。虽然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对建立平等互助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民族国家与全球治理。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治理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和国家主权对全球治理的制约是并行不悖的两种趋势。澳大利亚学者罗·霍尔顿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美国学者雷内·尼夫斯在《全球治理的变革：从民族国家到国际制度》等著作中认为，全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主权的弱化，因为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全球治理对国家主权有一定的削弱，全球治理的结构性缺陷也带来了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弱化。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主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与稳定的秩序，它仍是实践中其他主体不能取代的。国家主权依然是民族国家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有力武器，借以抵御发达国家利用全球治理的名义操控国际组织的侵犯和掠夺。全球化已经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形成了现实的挑战，“相对主权论”和“主权让渡论”逐渐盛行。国家让渡部分主权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冲突，只有通过相互让渡才能得到某种协调。经济全球化使全球性问题也要求加强国际组织的作用，从而实现国家主权的部分分享。“全球治理是给超出国家独立解决能力范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带来更有秩序和更可靠的解决办法的努力。”［4］此外，米·齐恩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和马·奥尔布劳的《告别民族国家》就全球化对国家统治的冲击和全球行为者的含义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