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
摘要：皇权政治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核心内容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朝统治，但是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超凡魅力型政治权威的本质。邓小平清醒的看到了中国政治权威的弊端，认识到这是事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期执政的问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首先，正确处理了领袖个人权威与政党权威的关系，带头实行了退休制度。其次，强调民主权威和法治权威，坚决要求把党和政府的权威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将党的执政活动切实纳入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建立了政治权威的法治基础。第三，加强中央权威，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个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必须依靠中央权威，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权威；皇权；个人权威；民主权威；法治权威；中央权威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047?05
1949年，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凭借党的革命功绩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使党的政治权威在全国范围得以确立。并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具有全国意义的政治权威。革命的成功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执政的问题，也就是获得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民众认同。执政初期的执政绩效也是有目共睹的，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强化了民众的认同并因此获得了空前的威望，民众在情感上给予了无限支持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的质疑。基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文化的传统延续，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体制影响，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的事实环境（这一点尤其重要），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睿智的、精干有效的、充满活力的、权威领袖群体。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与这个领袖群体的超凡魅力是分不开的。人民对党的权威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领袖的热爱与崇拜，尤其是这个领袖群体的核心——毛泽东更是得到了空前的热爱。来自民众的无限爱戴凝聚了一个国家的力量，推进了一定时期的社会发展。但是，当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将前途和命运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时，政党权威被个人权威所取代时，传统政治权威的弊端又会再次重新上演，领袖个人的失误也就成了政党的失误，社会的发展也就会面临可能的空前的灾难，而这种灾难的发生必然会冲击已有的政治权威，消解人们内心对党的牢固信仰。
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复出后的邓小平清醒的看到了中国政治权威的弊端，认识到这是事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的问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
一、正确处理个人权威与政党权威的关系
政治权威，其实质是阶级的权威、政党的权威、领导集体的权威，而不是领袖人物个人的权威。鉴于个人崇拜在历史上给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邓小平对个人崇拜深恶痛绝，积极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神化个人。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1]（272）
邓小平首先就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和对待党内长期形成的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问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他尖锐地指出：“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2]（114）邓小平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2]（118）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有力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批判了个人崇拜，促使人们去正确地认识领袖及其思想。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3]在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前提下，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剔除，为开创全新的政治权威，避免重蹈个人权威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个人权威对政党权威的消解，反对个人崇拜必须从自身做起，坚持把功劳归于党的领导集体，归于人民群众。1985年10月，美国记者普拉格问邓小平：你希望中国人民将来怎样纪念你？邓小平明确地回答：“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1]（151） 1992年7月他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 慧。”[4]（1350）
邓小平在党内解决个人权威与政党权威方面尤其重视制度建设，强调要靠制度来制约个人崇拜，解决党内民主。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权威，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