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主题转换与党的对外工作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和变化。概括起来，就是过去那种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传统战略出发、以“支援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党的对外工作”，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转变发展为“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了，即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总指导思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以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为直接目标、以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为长期战略任务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了。促成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原因和条件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是时代主题转换了，客观历史条件变化了。
党的对外工作30年：歷史性转折和发展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政治方向被扭转了，然而对外方针和政策仍沿袭“文革”时期的提法，这只要看看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就清楚了。当时由华国锋同志所作的这个报告，强调“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国际形势的主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什么持久的和平”，“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们是共产党，当然要支持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请注意，这里在“外交路线”前面还特别加上了“革命”二字，隐含“文革”时期所强调的“外交必须服从革命”的原则。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继续重申“两反对”和“三打倒”的对外战略目标，即“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30年前的这个报告所表述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已成为历史，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已与时俱进地发展成“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30年前完全不同。按20世纪末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的表述，今天党的对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无论是交往的对象和范围、交往的内容和形式，还是交往的原则与方针、交往的目标与宗旨，都已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和根本性的变化。
只要将党的对外工作的今昔做一对比就清楚了。就“目标”而言，以前是支援“世界革命”、“支左反修”、强调“外交服从革命”，而现在是落脚到“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即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就“原则”而言，以前强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现在是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关系；从“对象”看，以前只限于同共产党交往，而且不是所有共产党，只同我们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发展关系，所谓“修正主义”的党不行，社会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更不行，而现在是“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都可以交往；就交往的“内容”而言，以前党的关系是很特别、很神秘的“兄弟关系”，强调思想上的一致，路线上协调配合，行动上互相联合、相互支援，而现在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交流与合作”的关系，彼此都是独立自主的，思想上还可求同存异，完全是一种“新型党际关系”。
总之，过去党际交往中封闭性、排他性和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已彻底扫除，取而代之的是世界现代政党交往中普遍通行的一些规范，如公开透明性、包容开放性，以及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明文化)差异、谋求交流合作、达到互利共赢等“阳光性”的目的和宗旨。这样，过去那种“党的对外工作”的旧貌完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崭新面貌。
目前中国共产党同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2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和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关系，形成了以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合法在野党以及政党国际组织等为交往对象的政党交往新格局，党的对外交往呈现出“知交尽四海、亲朋遍五洲”的崭新局面。
“传统战略”不调整改革没有出路
中国共产党十一大《政治报告》所表述的那种党的对外战略思想和政策，虽然与现行的党的对外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但它的确是与国际共运的传统战略相吻合的。
所谓国际共运的传统战略，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重视国际联合和相互支援，主张先胜利的国家应支持和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二是实行“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发展思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在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种战略思路曾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在那几十年间，世界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社会大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二战之后，东亚和东欧地区建立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使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发展到多国，形成了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1/4、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1/3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此同时，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世界殖民体系在60年代相继崩溃，随之“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当时的世界，的确是以“战争与革命”为显著特征的，而国际共运的传统战略也就是这种“战争与革命”年代的发展战略。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发展思路。在50－70年代前后他提出了“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著名论断。1957年他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如果世界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年代那样的形势，毛泽东所预见的那种革命形势是可能出现的。
然而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之后，世界形势和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60年代殖民体系崩溃之后，新独立国家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二是70年代美国从越南败退，后来亚非拉急风暴雨式的斗争转入“沉寂”阶段；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社会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已不具革命形势；四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改变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急需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潮流。正如后来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深刻指出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