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当代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历史文化渊源


  摘 要 经常有这样的论点,即中国几千年不同的优秀文化传统刺激并产生了中国的外交关系。当然,即使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命运,在现在的外交工作中依然可以看到古老中国的影子,中国传统的持久性在当代中国扮演着解释的角色。并且,传统和历史的重要性经常会被拿来与影响外交政策形成和执行的其他因素作比较,因而我们需要探究中华民族的传统和历史,寻求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源。
  关键词 “中央王国” 外交渊源 文化传统
  作者简介:韩槊埔,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139
  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关系的影响已经得到了许多不同方式的描述,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的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员,开启了影响国际秩序的进程。在这新的国际体系中,中国既是一位老者又是一名新生儿,那么,中国的外交关系或政策中隐藏着什么样的古老传统,又是怎样在历史的影响下在世界中前行的。
  一、“人民的中央王国”
  中国的文化传统使中国在19世纪之前的亚洲处于一个中心地位,儒家道德秩序提倡的“美德”将中国以外的国家吸引过来,形成了一个以北京为核心的分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朝贡体系成为一个主要形式,这个时期在内外关系的处理上,“人们更多地用华夷秩序概括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华夷’的称呼本身就暗含着一个文明世界预测野蛮世界的对立关系。这种秩序观在当代中国早已被遗弃了,新中国在确立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时候,外交文献和实践就一直在努力同这种世界观和秩序观划清界限,已消除周边地区对中国的疑虑,何况,这种秩序同社会主义中国所强调的平等价值观是冲突的,与二战后形成的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也是不一致的。”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仁”等道德规范,蕴含着和谐的文化品格,如“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行仁政”等等。这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行为主体要想树立权威,只能“以德服人”,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
  虽然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遭遇,但是,中国传统的连续性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的传统历史也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执行紧密的融合在一起。
  二、灵活的外交政策
  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有最多的人口和最丰富的潜在资源,在分析世界政治结构时必须要把中国考虑进去,分析深厚的不变的文化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是必然的。
  事实上,中国在建国后的二十年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的外交事务变的与国内事务一样多,外交政策也随着现实情况不断变化。比较一下50年代前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1969年中俄在乌苏里江及新疆的冲突;或比较一下50年代中期的“万隆精神”和1958-1965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或比较一下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和1972年2月尼克松及其团体的访华活动。其次,中国历史文化的持续性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儒家、墨家、道家都提倡的“和”或“和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之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观”、胡锦涛同志的“和谐世界”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一系列主张都彰显着中国传统历史文化重视和谐的品格和人文精神。
  中国不仅仅是一位老者,在自己古老的海洋中独自漂游,而且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家,一个正在为国内政治整合、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奋斗的青年国家。然而,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的发展都表明中国参与世界的力量是良性的,相较于其他一些国家只追求自身利益,中国正在秉承和谐的理念,努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三、外交政策的来源
  (一)现代民族主义
  在19世纪欧洲就已经出现了一種发达的社会形势-民族主义,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是伴随着西方入侵而产生的。中国强烈的民主感情的出现有两种根源。
  第一,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力量。现代民族感情出现在19世纪末,尤其是中国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惨遭失败,民族主义的情感变得更加强烈。中国第一代民族主义者大部分是传统社会里有背景的精英,1895年5月的“公车上书”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政治集团为民族奋斗的标志。1894年为了推翻清政府,孙中山组建“兴中会”发动革命运动。无论是变革派,亦或是革命派,虽然他们的目的和方式不一样,但是从国际整体形势出发,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中国摆脱危机,走向自强的一种民族感情,其性质是相同的。
  第二,20世纪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到了19世纪被入侵所带来的侮辱,这种侮辱形成了一种愤怒。从1911年清王朝的结束,外国人就已经获得了额外法权;建立了通商口岸;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不仅他们的商船,亦即炮舰都可以在中国内陆水域自由航行;亦将他们国内的传教士输送到中国,以挑战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等等。在清政府衰败无能的情况下,广大知识分子开始了自主救国的道路。有些人,像晚清洋务派,主张与大国签订外交协议,实现技术现代化;梁启超青睐于宪政改革;孙中山提倡反清革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想通过美国的支持实现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愿景;中国共产党寻求苏联的帮助和支持;汪精卫则认为他能与日本合作来消除西方和苏联对中国的干涉。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正是在百年动荡的历史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与他国平等相处、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二)传统世界秩序的崩溃
  19世纪清朝晚期的机械化以及与欧洲入侵者的对抗,一部分源于清晚期的腐朽、制度僵化、经济落后等因素,另一部分即欧洲入侵者伪造的侵略动机,这些使中国后来陷入了一个世纪的动荡。19世纪欧洲的扩张贪婪,将欧洲置于了一条统治世界的道路上,中国作为欧洲实现统治世界目标的一个入口,亦开启了曲线救国的动荡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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