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菊与刀》中的日本教育哲学


  摘 要:《菊与刀》是二战临近结束时鲁思·本尼迪克特为美国政府写的一份为对日政策提供参考的研究报告。其中主要研究日本文化,日本人的性格特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形成这些文化、特征、理念的缘由,及这些文化、特征、理念对美国统治管理战败国——日本的影响与作用。然而用教育研究者的眼光来看待这本书,其中也反映出不少关于日本的教育哲学问题,本文将从日本双重性格,日本耻感文化,日本等级制度,日本德目这四方面与教育的关系来谈论此书。
  关键词:《菊与刀》;教育;民族性格;日本文化;“情义”
  一、日本人双重性格与日本启蒙教育
  本尼迪克特具有深刻精锐的观察力和慎思敏捷的感悟力,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学者,她从人性的角度,从文化、制度的层面深入剖析了日本民族的整体性格。 “菊”是日本皇室家族徽章,“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以此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人生性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敢于欢迎新的生活方式。[1](P3)日本人认同等级观念和极度夸大精神力量在视公平为原则和宣扬物质的西方文化中是无法理解的。“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的各种规矩习俗,并通过形式化的方式,演成风俗、礼仪,从而结合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2]
  本尼迪克特研究了日本儿童的养育习俗,以此来说明日本人格的特征。正是这些养育习俗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矛盾性,即两面性。在育儿方式上,日本与欧美可谓是大相径庭。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U字型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像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
  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续性造成日本男人行为中的明显矛盾,也在教育内容及德育方面有重要影响。
  二、日本耻感文化与教育
  《菊与刀》是研究日本人生存方式的典型著作,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罪感文化”相比较,日本人具有一种“耻感文化”,文化模式的不同导致了美国人和日本人对待相同事情的心理、看法、处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日本人从小的教育中就潜移默化地渗透着这种“知耻”的教育。如在幼儿需要断奶时,所有的母亲都嘲弄幼儿说:“看你表弟他才是个大人哩!他都不吃奶了。”用这种讥笑的办法敦促孩子早点成人,这种经验对培养日本成年人明显害怕嘲笑和轻蔑是一种肥沃的土壤。[1](P146) 日本人通过上述的教育方式在具有特权的幼儿时代就已经被埋下了“知耻”的种子。还如竞赛中失败的日本学生会采取极端的行为,美国学生失败后则会表扬对方优秀因而获胜。不管怎么讨厌赛输,美国人看不起那种因赛输而情绪冲动的人。[3]
  “耻感文化”从幼儿时期就被灌输给日本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每个日本人致使日本人害怕被揭老底,形成不认输的人生态度。
  三、日本等级制度与教育
  日本人信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这也是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所凝聚的生活准则,日本人信赖秩序和等级制度。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人有组织的生活的准则,承认等级制的行为就像呼吸一样自然。[1](P31)
  尽管日本近年来西化了,它仍然是一个贵族社会,每一次的问候都必须表明人们之间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日本在说话时时常伴随着鞠躬、跪拜等行为,这些行为都受详细规则和惯例的支持。从幼年开始日本人必须学会在各种特定情况下如何行礼。在日本家庭里女孩子必须随遇而安,礼品、关怀和教育费用全都属于各位兄弟。尽管为年轻女性建立了一些高等学校,那里的主修课程也是集中于讲授礼仪和举止规范,在智力训练方面无法与男性学校相比。
  书中写道的一些观点应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现代的日本已是世界经济强国,教育综合国力也非常强大,有著名的东京大学(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17位)、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如今在男女教育方面完全平等自由。被称为日本教育宪法的《教育基本法》明确地体现“全体国民均享有与起能力相应的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在受教育上不能因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经济地位、门第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的教育均等之思想。[4](P3)
  每个日本人都在家庭环境里学习等级制的习惯,然后把他学到的这些习惯运用于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广泛领域。
  四、日本德目与教育
  日本人的人生观就是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到的规范所表达的内容。他们认为“人的全部义务”分为不同的方面,人生是有“忠的领域”、“孝的领域”、“情义的领域”、“仁的领域”、“人情的领域”及其他许多领域组成的。
  情义是日本人特有的,日本人谈到行为动机、名誉或者遇到麻烦时都会提到情义。情义有两种明显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对世人的情义”,字面意思就是“报答情义”,也就是向类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种是“对名誉的情义”,也就是保持名誉或声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1](P78)日本人认为恩是必须偿还的债务,但“报恩”被看作与“恩”完全不同另一个范畴。报恩的类型:有些报恩行为是义务,另一些则是情义。“义务”包括对天皇的报答,即忠;对父母之恩的报答,即孝。义务是履行与生俱来的责任,在数量上和持续时间上是无限的,是强制性的、无条件行的,都必须履行的。
  男孩子入学两三年后开始认真的训练,纳入日本成年人的严谨生活模式,学习各种生活德行,潜移默化地领会各种“情义”的道德教育。男孩子懂得“自重”和“对世人的情义”,10岁开始学习对“对名誉的情义”,即开始懂得憎恶侮辱是一种美德。
  参考文献:
  [1]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2] 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3.
  [3] 庄严.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差异——《菊与刀——日本文化类型》读后感[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4).
  [4] 陈永明.日本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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