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留下的大量遗存反映了他们以获取食物为基本目的的日常活动,一定自然景观中的遗址形态,通常是定居或至少是在自己领地内活动的人们,在获取资源过程中对当地自然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定居遗址的不同形态,如比较晚近的农庄、村落或较大的聚落等,但对史前时期的遗址还知之甚少。因此一直以来,人们不得不从其它角度来探究自然环境中的人类活动,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遗址资源域分析(Site Catchments Analysis)。
一
最早把遗址资源域分析用于考古学的是维塔-芬兹(C. Vita-Fenzi)和希格斯(E. S. Higgs)(1)。考虑到进入国家社会阶段之后,人们对居址位置的选择可能更为复杂,所以两位研究者只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史前或原史社会。但是,他们以及其他实践者并没有将这一理论细化,如他们把一个遗址的领地范围仅设定为半径5~10公里或步行1~2小时所覆盖的理论圆圈(即遗址资源域),遗址本身则处在圆心位置,却没有解释那些紧密相邻的遗址其领地为何会发生重叠(图一)。近年来,贝利(G. N. Bailey)和戴维森(I. Davidson)对西班牙坎塔布利亚(Cantabria)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进行了遗址资源域分析(2),结果领地重叠问题再次出现。另有研究者曾尝试把遗址群划分为以诸重要遗址为中心的若干个“遗址资源域”, 试图以此忽略领地重叠问题,但问题并未因此解决。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对遗址资源域分析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和发展,这就是泰森多边形(Thiessen Polygons)分析方法的出现。在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的研究个案中,这种分析因其能在遗址之间建立简便的由多个多边形构成的关系网络,而成为最简单、或许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认为,既然自然资源通常呈放射状分布(例如下文列举的英国寨堡遗址的耕地资源,就是按照水系的分布而呈放射形分布的――译者注),那么每个遗址的位置就要从获取资源的角度进行分析。所以在实际研究中,划分的多边形通常是明显的不对称形状,而且实际半径值也比遗址资源域分析所设定的理论值丰富得多。
1976年,坎利夫(B. Cunliffe)对英国南部汉普郡铁器时代的寨堡(hillforts)遗址进行了泰森多边形分析(3)。结果发现,由于这些寨堡遗址及其所开发的耕地资源都呈放射状分布,如果以5公里为半径划定遗址的领地范围,那么这些定居聚落的领地范围就会发生明显的重叠,而耕地资源的分布也因此变得明显不合理。但对这些遗址做了泰森多边形划分之后又发现,绝大多数遗址所拥有的多边形都能容纳一个5公里为半径的正圆形,但这个时候遗址已不处在这个圆形的圆心。这促使我们逆向思考,即不把遗址视为以5公里为半径圆圈的圆心,而是把它们视为农夫们为了把领地内生产的农产品顺利运回定居村落,而根据实际地貌情况设立的具有“中心”地位的遗址,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遗址分布就是另外一种分布模式了。在这个模式中,遗址不再位于领地的圆心或几何中心,而是处在各种地理因素的最佳中心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仍以5公里为半径、而不考虑寨堡的实际位置来划分遗址资源域圆圈,这时这些圆圈就不会发生明显的重叠,并基本都落在泰森多边形的范围之内。由此,由多个泰森多边形所构成的连续分布的领地模式就成为“最佳”方案,它不再反映单个聚落所拥有的假定的圆形领地,而是反映了它们实际控制的地域范围,是一个拥有一定地域面积和独立人口单位的聚落(图二)。该模式的圆圈凸显出区域内诸遗址在规模上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恰好暗示着它们作为社会和政治组织单位,其地位也应是平等的,这令人想起了伦福儒的“平等政体之间相互作用”模式(4)。历史地理学家已经对晚近集镇之类的乡村中心地带进行了研究,提供了大量有明确记录的、重复出现的服务区的例子。这种服务场所通常是有极限的,就是农人必须能在一天之内回到这个中心集镇。这为上述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背景参考。
现在,让我们来梳理一下遗址控制网络与其所属环境中的地质、土壤、地势、纬度以及植被之间的相互关系。杰克比(R. M . Jacobi)研究了英国北部巨石阵遗址与早全新世海拔365～490米森林地带狩猎环境之间的关系(5),谢尔曼(B. Sielmann)研究了气候和土壤多样性对温带欧洲线纹陶器文化(Linear Pottery Culture)农耕聚落的影响(6),这些研究范例说明,如果聚落是有等级的或是年度性使用的,我们也许能重建中心遗址与其附属遗址之间、或中心遗址与资源分配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就可能重建一个总的遗址控制网络,进而推测当时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发现同一景观中不同时期遗址分布的演变规律并推测其原因,进而推知人口波动带来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当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发生明显改变的时候,遗址分布是如何随之发生变化的。笔者此前曾经指出,欧洲古代聚落的布局与其所属农业圈所在区域的不同景观息息相关(7)。因此笔者认为,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与政治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
二
但必须承认,在阐述了其他学者和笔者本人所做的区域研究之后,仍然存在两个疑问:一是已经发现的遗址的保存状况或可发现程度因所在环境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那么在我们对某一景观中遗址的原始形态进行评估时,这种差异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评估的准确性,即我们能正确推导出那些已经消失的遗址吗?二是人类聚落与其所处景观中的自然资源分布存在某种契合模式,而特定文化中的人类遗存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这种理想模式,即环境考古学是否能独立于社会考古学甚至符号考古学之外而存在呢?以下将以笔者在希腊中部进行的皮奥夏地区(Boeotia)调查项目为例来探讨这些问题。该项目由斯诺德格拉斯(A. M. Snodgrass)和笔者共同担任领队(8)(图三)。
经过密集的全覆盖式调查,我们发现在古典希腊文明的鼎盛时期,皮奥夏地区乡村聚落的密度是相当可观的,每平方公里有3~4个遗址,其中三个大型聚落是城镇(Haliartos、Thespiae 和Askra),构成三个城邦国家的中心,其余几乎全是小型农耕遗址(图四,左)。我们对这批资料进行初步处理后得出两个认识:一是已发现遗址的分布情况反映了古人对土壤类型的选择,二是正如詹姆士曾经指出的那样,一个遗址的领地范围可达 5.4公顷(1公顷=1万平方米)是那个时期的常见控地模式(9)(其半径已大大小于5公里),在皮奥夏地区就存在类似的控地模式(图四,右)。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证实了田野调查中普遍碰到的一种情况,即现在发现的遗址可能很快就被破坏消失了,这意味着我们得到的遗址分布格局只能是古典时代景观中原本存在的一个片断。但是到底有多少遗址消失了呢?根据文献记载可以对希腊城邦领地的人口规模做出合理推论,我们将现有的聚落密度与根据本区文献推导出的人口数据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我们已经发现了调查区内大约57%的同期遗址。那么另外43%的遗址在哪里呢?另外我们还发现一个矛盾现象,即已发现的遗址及其周围的耕作领地仅仅是适于耕作土壤总面积的一部分,而文献记载却显示,这一地区当时的人口数量众多,可能所有可耕地都被开发了。
对这一矛盾现象的解释之一,就是以上述三个城镇为中心所进行的农耕活动与我们原先假定的不同。但如果假设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类农庄的确数量众多,那么我们认为已“消失的”农庄数量有可能还会增加。但不管怎样,已经发现的遗址对于确定那些已消失遗址的位置是可靠的参照物。
上文笔者已经指出,由于遗址位置不同,环绕在周围的农耕领地也各不相同。这在皮奥夏地区就有明确反映。该地区有几个遗址集中分布的地带,从而造成有些遗址的5.4公顷领地范围发生重叠(图四,右),这种叠压使上文观点显得相当不合理而且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但也有几个证据支持这一观点:首先,过去几年里我们发现了几个遗址密集的地带,其中一些遗址在地表记录中可能消失但也可能会重新被发现,而那些未发现遗址的空白区经过全覆盖式调查后也会越发明显地显现出来;其次,古典时代的文献记载显示,当时的耕地常常被分成诸多互不相连的小地块,并且还有地界标记。据此,以后的调查会发现更多遗址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第三,徒步进行的全覆盖式调查涉及到如何看待每一地块里可发现陶片的密度和数量,我们认为遗址内较厚的陶片堆积与非遗址内或“遗址外/非发掘区”的陶片密度是有关联的,即遗址外/非发掘区存在的大量陶片基本上反映了古人有意识的施肥活动,而这种施肥方式与该地区密集型乡村聚落的两个主要发展期――古典时代和罗马时代末期是相吻合的(图五,左)。值得注意的还有,在差不多所有的贫瘠地带,很少在遗址外/非发掘区发现陶片。这也说明,密集的人类活动与已发现遗址之间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性。
应该承认,为了完善这一阐释模式,我们附带了一些有待检验的假设,并且非常重视历史文献,虽然人们对文献的可靠性褒贬不一。所以这一个案研究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其它地方的区域调查我们还不是十分肯定。这说明我们在研究史前遗址分布时,一定要充分重视这样一个现实:即便采用了最精细的田野调查方法,事前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大量史前时代晚期的遗址仍可能已经难觅其踪,或者已经在现代的地表耕作行为中“消失”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研究模式,原因在于皮奥夏地区已发现的古典时代遗址的分布在空间上能够代表整体布局。接下来就是对三个城镇的中间地带或者说“中心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了。对这三个城镇为中心的遗址分布格局进行泰森多边形分析后,我们发现,乡村聚落在Thespiae和Askra的边界地带分布格外密集,而在通往Haliartos的边界上分布较为稀疏(图五,右)。经过查阅文献记载得知,Askra 和Thespiae尽管是彼此独立的城邦国家,但多数时候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一个卫星城,所以它们之间的边界不大可能有实际作用。这就解释了遗址分布疏密程度的不同。
在 Askra―Thespiae之外地区,边界地带的聚落有两种分布模式:在东北部有成串的居民点,而这里是远离三个城镇所辖肥沃耕地的边缘地带,可以推知,由于资源贫乏,这些居民点基本是被外界孤立的;在西北部和北部的广阔肥沃地带,农庄的分布也比较稀疏(图五,右)。在一个居民点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个小型农庄能够充分开发较远距离的领地。那么这些农庄的稀疏分布就有两种可能:或者这里的土地开发程度比较低,或者这些地带被邻近城镇( Askra或Thespiae) 或分布在城镇附近的密集农庄开发了。事实上,对遗址外地表陶片密度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边界地带聚落的这两种布局模式与土地开发程度相一致,前一种模式土地开发的程度较为彻底,而后一种反之。
至此,土地开发和利用与遗址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显然人们的观点不一而足。在最肥沃地带,农庄恰到好处的分布也许最能体现“消耗最少”(Least Effect)原则。但我们发现的事实是:除了一个偏远居民点之外,皮奥夏地区大多数农庄都环绕城镇密集分布,而这种景象在该地区的中部腹地却极为少见(图四,左)。对这一现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解释来自可信度极高的社会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对居住在靠近城邦中心的生活满意程度,因为古希腊城邦的公民非常珍视这种令人满意的生活环境(如可以享受到某些便利)。也许还可以合理地加上另外一种可能:让农民们继承城邦附近可分割的零散土地遗产,这能鼓励他们选择在城镇附近定居;而如果土地特别偏远的话,他们至少还能选择在一个乡村居民点或“kome”(希腊语,村子――译者注)居住。
三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在描绘出调查区潜在资源的分布之后,加上对古代农业技术和作物产量的一些了解,我们就可以推测资源的潜在承载力和事实上的遗址资源之间的关系。考察一下经过发掘的古典――(早期)希腊化时期的遗址密度,可以发现,聚落分布整体而言是较为密集的。这一点从文化和经济的角度正好印证了这一阶段是传统认为的古典希腊文明的鼎盛时期。但是文献(铭文和文学作品)所记载的人口密度却比这这些遗址反映的人口密度要高,假如我们认同文献记载,进而认为发掘出土的遗物标本连该遗址原本规模的一半都不到,那么皮奥夏地区的农耕产出量已经达到了资源供应量的90%以上。显然,这种情况对于有案可查的农业社会来说是很不正常的,是一种风险性极高的开发。
另外,相对于令人担忧的承载过多人口的古典时代自然环境来说,人口过度拥挤的状况日益得到希腊其它地区的系统考古调查所证实,并且这种人口数量的大起大落极具戏剧性(10)。我们认为,这是长时段“农业周期”的一个例证(11)。在青铜时代过后的后迈锡尼黑暗时代,人口降到最低水平并且似乎维持了几个世纪,但几代人之后的古典时代,人口达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密度,远远高出青铜时代的人口最高峰,随之而来的是对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人口压力在希腊的海外殖民和城邦之间的混战,以及对彼此领土的无穷贪欲中都得到了如实反映。结果,这个地区在古典时代之后,即公元前200年前后开始乡村聚落就崩溃了,城市也严重收缩(图六,左)。衰落持续几百年之后,到罗马时代晚期,城镇和农村又趋于繁荣,开始了新一轮循环(图六,右)。此后,到拜占庭时代早期又再次衰落了。
从理论上讲,聚落和人口与潜在资源应该是相适应的,因此,我们自然而然会把上述现象与聚落和人口的不均衡发展联系起来。导致上述盛衰变化的原因要么是对环境惊人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要么是迟迟没有开发,又或者是带有长期社会和政治意味的急剧起伏的局势所致。其次,尽管在不正常的人口长期缓慢发展时段里穿插着几个短暂的人口高峰期,会使得失衡状态逼近危机爆发的临界点,但是粮食和技术因素依然极大地影响着开发水平与强度。显然,单一的环境因素不能为这个明显不稳定的发展历程提供满意的解释,还得从社会政治方面找原因。我们认为,长期的不安全感可能是前古典时代和后罗马黑暗时代人口出现最低值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恶性扩张也许为公认的古典时代人口过剩作了铺垫;贵族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土地管理不善对于罗马时代末期的扩张来说,也应该是一个潜在诱因。另外,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这种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可能已经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土壤退化和侵蚀,有可能还有其它别的因素,最终导致了前古典时代和后罗马时代的人口低谷(12)。
四
从本文的研究个案可以看出,在古典希腊的鼎盛时代,为了开发土地,人们住在分散的乡村农庄里,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基本符合消耗最少原则的方式。众多城邦制社区因此有了有效的安全感,虽然有些社会因素阻碍了城邦在文明地区的进一步传播。到罗马时代末期,尽管城邦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城市议会,但是对公民城邦的依恋仍然支配着聚落分布的布局和模式,相对的繁荣和每个城市的重要性在无可置疑的乡村密度中得到反映。后罗马黑暗时代之后,最晚到公元11世纪或许更早的时候,一种新的聚落布局模式出现了,人口日渐聚集成一个网络,虽然构成这个网络的核心居民点和村落距离现代村落有远有近。此时的聚落有两种:一种是有外围设施的,显而易见是出于对所开发土地进行防御;另一种则开放得多,选择在古代城镇或邻近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者显然成为大势所趋。即使是在近代,那些发展到拥有2000或更多人口的村落,事实上甚至在用词上,都可能会消失。造成这种后古典趋势的原因可能植根于对村落之间相互团结的需要。在中世纪和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在对抗不安全感和抵制封建帝国种种势力的侵略性索取中,这种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时期大村庄的规模不亚于古典希腊数量稍少一些的小城邦。但是,对区域腹地的开发还是继续游离于理想的消耗最少原则之外。
本文最后想说的是,为了对这些古代聚落的最初规模、数量和对环境的开发程度做出客观评价,我们应该彻底地重新审视现有的考古学聚落布局模式。即使在重建一种可信的最初形态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也不能期待会有理想的聚落分布模式与资源等高线相一致;确切地讲,也许是时代的特殊性,或者出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压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对所处环境中的理想的人类生态产生系统的影响。
注释:
(1) Vita-Finzi, C. & E. S. Higgs (1970), Prehistoric economy in the Mt. Carmel area of Palestine: site catchment analysis, Procs. Prehistoric Soc. 36, 1~37.
(2) Bailey, G.N. & I. Davidson (1983) Site exploitation territories and topography: Two case studies from Paleolithic Spain, J.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0, 87~115.
(3) Cunliffe, B. (1983), Danebury. Anatomy of an Iron Age Hillfort.Batsford, London.
(4) Renfrew, C. andWagstaff, M. (Eds.) (1982) An Island Polity.The Archaeology of Exploitation in Melo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5) Jacobi, R.M., J. H. Tallis & P. A. Mellars (1976) The Southern Pennine Mesolithic and the Ecological Record, J. of Archaeology. Science 3, 307~320.
(6) Sielmann, B. (1972) Die frühneolithische Besiedlung Mitteleuropas, pp. 1~65 in J. Lüning (Ed.) Die Anf?�nge des Neolithikums vom Orient bis Nordeuropa: Westliches Mitteleuropa. Fundamenta Va. Buhlau Verlag, K?�ln. Sielmann, B. (1976) Der Einfluss der geographischen Umwelt auf die linien- und stichbandkeramische Besiedlung des Mittelelbe-Saale-Gebietes, Jschr. Mitteldt. Vorgesch. 60, 305~329.
(7)、(11) Bintliff, J. L. (1982) Settlement patterns, land ten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a diachronic model, pp. 106~111 in C. Renfrew and S. Shennan (Eds.) Ranking, Resource and Ex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8) Bintliff, J. L. (1985) The Boeotia Survey, Central Greece, pp. 196~216 in S. Macready and F. H. Thompson (Eds.) Archaeological Field Survey in Britain and Abroad.Society of Antiquaries,London. Bintliff, J. L. & A. M. Snodgrass (1985) The Boeotia Survey, a preliminary report: The first four years, J. of Field Archaeology 12, 123~161.Bintliff, J. L. & A. M. Snodgrass (1988) ― The end of the Roman countryside: A view from the East, pp. 175~217 in R.F. Jones (Ed.) Europ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AD.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Oxford。
(9) Jameson, M. H. (1978) Agriculture and slavery in Classical Athens, Classical Journal 73,122~145.
(10) Snodgrass, A. (1980) Archaic Greece.Dent,London.
(12) Bintliff, J. L. & A. M. Snodgrass (1985) The Boeotia Survey, a preliminary report: The first four years, J. of Field Archaeology 12, 123~161.Pope, K. O. & T. H. Van Andel (1984) Late Quaternary Alluviation and Soil Formation in the Southern Argolid: its History, Causes and Archaeological Implications, J.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1, 28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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