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先生早年所著《英华沉浮录》十卷，其中之一名为《给自己的笔进补》，这个书名笔者私意以为恰恰是今天的一些所谓“书人”急需去做的。这并非批评，而是在“不能走向深刻，随即走向广阔”达成彼此谅解的前提之下，作为这些“书人”经常的读者所希望看到的事。
说起我“读书的朋友”，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嗜书隐君子，没有特殊的偏好，却有广泛的兴趣，对书有超乎寻常的感情。藏书，访书，和书友、书贩交流，构成了他们人生的一大主旋律。这类人特别喜欢读关于“书”的书，别人的淘书日志可以叫他品咂许久，终生在思考的是“人和书”的哲学命题。他们虽然爱屋及乌，追逐自己喜欢的“书人”，却不清楚自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书人”；另一种朋友对书籍的态度往往跳脱出娱乐的藩篱，在前辈学人留下的人文领域默默地掘进不已。他们关注自己和别人的精神生活多过别的事物，终生思考的是寻求自身的意义，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各种思想家的文字里找寻自己认可的价值体系。
假如以梁文道以往的书来衡量，或许这两类朋友都不会买账。因为前一种读书人读了会觉得不解渴，后一种读书人读了又会觉得没有获得深刻。人们会说，梁文道的书，一向如此。叫人经常想起的，不是书界，而是喧嚣的媒体。笔者听过梁文道主持的《开卷八分钟》，那时候我想，为什么一个对书有如此理解能力的人，会是经常占据公众媒体的节目主持人，湮没在流行文化里？他会更在意自己的哪种身份？或者，哪种身份更能使读者接受他，从而帮助他实现自己真实的理想主义？
而这一次，《访问》似乎意欲分别满足上述两种人的需求。访谈能不能收到预先设想的效果，能不能给人访谈开始前“并不存在的价值”，更多的责任还是要落在采访人。作为今天华语世界以“书人”身份广泛介入公众生活的代表人物，梁文道这次要采访“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对于做访谈，梁文道自然驾轻就熟，他准备彻底使自己“消失”在访谈之中，很显然他也意识到什么时候要把舞台交给别人，在访和谈之间形成一种平衡。但有些采访对象比如困难，比如董桥，老先生往往就像一座名山，人们都有那种窥看的心理，他给不给你看，决定给你看什么，都在于他，所以对他的访谈容易流于平淡。
当然，也有惊喜，比如与十年砍柴和舒国治的访谈就比较好看。梁文道会采访十年砍柴，真是一个意外――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角，注意到这位内地的历史作家？十年砍柴说，没有纯客观的历史，史家著书一定有主观性。但是如果先预设一种政治观念，然后生拉硬拽地从历史中找事例来证明，这就是庸俗的历史为现实服务，是映射史学。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危险的，“这对我们这些‘历史票友’是中肯的忠告”。这种历史写作的观念，特别是他对自己及其模仿者这一批人有“历史票友”的定位，很令人注意。明史的研究，无论是正常状态还是特殊历史时期，从来都是现代中国几代史家的重中之重。对于这个现象，我看到一种说法：这是因为明代是最后一个由汉人统治的帝国时代。十年砍柴在访谈里对于自己当年选择明史为写作的时代背景，称其原因在于“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和集体心理，在明代已经形成”，这无疑比上述解释更有说服力。从中也可以看出十年砍柴以及类似的历史写作，确实有面向今天现实的倾向。
舒国治接受访谈时和写文章时给人的感觉是一致的，总是开始就能使人很轻松。他在访谈里讲在武当山吃的一顿素饭，是“20年来吃的最震撼的一顿”，这是因为做饭人的态度，是这种心意使这些菜“产生了一种化学的美感，产生了一种爱”，所以才那么好吃。舒先生说现在的家庭主妇往往都堕落了，会去贪图方便，结果最后什么过程都享受不到。近些年舒国治从到处旅行实践个人对生活本质的主张，转型为“美食作家”，其实深究起来他的观念并未转场。现代人连普通的家居生活都享受不到丁点的乐趣，如何是好呢？其实舒国治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就是人们今天生活起来能不能和从前做吃食一样，“按规矩做就是最好的”。这个人，他那种摩擦时代的轮轴、阻止它“无目的”地向前的态度总是叫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