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1830年第一批美国传教士来华到1912年清王朝灭亡,美国传教士为了在华传教,从事了一系列的世俗活动,这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早期文化外交的发展。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促进两国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关键词: 美国传教士 早期中美文化外交 角色 贡献
1830年,在美国宗教协会的支持下,第一批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裨治文(Elijah C.Bridgeman)来到了中国。从此,美国传教士这一特殊人群在中美早期文化外交中担当起了重要角色,对于两国的接触与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12年清王朝灭亡,“总共有大约2038位美国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1]
1.美国传教士来华原因
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对美国人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是美国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有一种优越感,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上帝的旨意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以此解救那些“异教徒”们远离痛苦和灾难。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是他们要“帮助”的第一个目标群,接下来是近东国家的居民,而太平洋岛屿的岛民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第三大传播群体。
除了宗教,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另外一个有决定作用的因素。1784年8月28日,载着40吨货物的美国“皇后号”商船抵达广东。这是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国来华的第一艘商船。在很快卖完船上的商品之后,船员们又载着满船的中国茶叶、棉布、丝绸和瓷器回到了纽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船中国商品很快在纽约兜售一空,净利润达到了30,727美元,占了总投资额的25%”。[2]这让美国商人们意识到在远东,尤其是神秘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之后发生在19世纪的几次经济危机更是让美国商人和工业投资人认识到开拓海外市场、建立稳定的国际商业环境的重要性。可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商人们要求政府帮助开拓国际市场的请求不予理会。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外国人对美国的商品不排斥并且喜欢,美国文化的传播至关重要。这一任务最终落到了传教士们的身上,商人们集体捐资以支持宗教组织的海外布道。美国文化和宗教就这样被传教士们带到了中国。
2.美国传教士在早期中美文化外交中的角色
虽说传教是美国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地位,传教士们一开始的传教活动进展得并不顺利。面对这种局面,以裨治文为首的一些传教士们意识到为了去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偏见,相互理解和交流是传教士们首先要做的事情。[3]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传教士们学习汉语,以及中国的各种习俗。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暂时放弃了布道,而是用世俗的方式和中国人接触,比如开西式学堂、开西医馆等。这些布道之前的准备工作被一些历史学家们称为“间接传教”。这些世俗活动不仅帮助传教士们取得了许多中国人的信任,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美文化外交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们担当了不同的角色。
2.1中国现代教育的推动者
虽然中国的现代教育是由英国传教士开启的,可是它的发展却应主要归功于美国传教士。他们作为推动者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改革课程设置,促进女子教育。
和现代西方的教育体系相比,清王朝的封建教育体制并不完善。美国传教士们认为,不同年龄段和知识层次的孩子应该去不同阶段的学校学习。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就曾建议清政府在镇一级的行政区域设立童蒙学(相当于小学),在县上设立文会学(相当于中学)。狄考文认为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完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高等教育尤其重要。另外一位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也曾有过类似建议。他认为应建立文学塾、书院和博学院。在这些传教士们的建议下,不同阶段的学校接二连三地建立起来。据统计,“到1890年,美国传教士们共建立了1,032所小学和74所中学以及中学后教育机构,总共招收了20,129名学生”。[4]另外,一些传教士还把部分优秀的学生带回美国学习。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曾经指出,中国教育的一大弊病是过多地强调写文章,科学教育没有受到重视。在传教士们建立的学校里,除了宗教,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地理、音乐等各个学科均有设立。与此同时,实践能力在这些学校里也受到重视。狄考文的文会馆还为学生们提供了许多实验设备和学习器材来鼓励他们动手实践。
女子教育是中国近代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从1850年传教士裨治文的妻子裨爱利莎(Elizah Bridgman)在上海建立女校开始到1877年,美国传教士在华共开办了81所女校,总共招收了1,421名学生。[3]1880年之后,许多由传教士开办的女中也纷纷建立,例如上海的中西女中(Methodist Girl"s High School),苏州的景海女师(Laura Haygood Memorial School for women),以及南京的汇文女中(Wei Wen Girls"School),等等。女子教育的发展不仅仅解放了女性,给她们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转变了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意识,使男女平等的革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很多有识之士也很快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梁启超先生就曾经指出,一个国家女子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这个国家就会越强大。终于,1906年慈禧太后同意建立公立女校,从此,女子接受教育的权利逐渐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2.2中西方经典著作的介绍者
书籍和报纸是中美双方相互了解的一个重要渠道。第一本详细介绍美国的中文书籍《美里哥国志略》就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编纂的。正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魏源后来写出了《海国图志》。1844年,中美华花圣经书房在澳门建立,一年以后迁往宁波。这个印刷机构不仅印刷发行宗教书籍,许多对中国社会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也是在这里出版的,像《平安通书》、《指南针》、《万国纲鉴》等。除了书籍外,传教士们主编的报纸在当时也颇具影响力。林乐知的《万国公法》就曾对戊戌变法影响重大。
传教士们不仅向中国介绍美国,而且把中国的国情通过他们的书信、译著和著作介绍到美国。1832年,裨治文在澳门创办了《中国丛报》,这是一份主要介绍中国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报纸,其对准备来华的西方人提供了许多有用信息,因此深受推崇。除了报纸,中国的很多经典著作也被传教士们译成英文传入美国,比如《三字经》、《千字文》、《幼诗学》等。除此之外,一些关于中文的著作像裨治文的《广东方言中文文选》和卫三畏(S.W.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也成为外国学者研究中文的珍贵资料。
2.3西医在华的传播者
为了让中国人进一步感觉到他们的友善,西方传教士们还开办西医医院治病救人。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就是由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于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从那时起西医医院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到1850年,中国基本上每一个城市都有美国传教士开办的医院”。[5]与此同时,传教士们还开办医学院来培训中国人学习西医。1866年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设立的博济医校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学校。优秀的学生还被送往英美等国进一步深造。中国第一位西医医生黄宽就曾在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R.Brown)的帮助下去美国学习西医。正是在开办西医医院和西医学校的过程中,西方的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开来,开启了中国西医学的发展。
3.总结
美国传教士们在华开展的这些世俗工作终于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到1912年时全国共有150,075人信奉新教”。[6]从文化外交的角度看,这些担当不同“世俗角色”的传教士们在中美早期文化外交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2]何大进.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3]Ning,Jiang.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Diss.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2002.
[4]仇世林.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学校教育[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5.
[5]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