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领导人有关经济增长质量的阐释及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启示
摘要：经济增长目标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新中国成产以来主要领导人的经济思想由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必然结果。经济落后时期，领导人着重解决的是国内经济增长数量的问题，即增长的速度问题。改革带来的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领导人的经济思想由赶超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经济进入新常態后，现任领导人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对当前我国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有积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质量创新驱动发展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的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其中，生产要素积累强调生产投入规模的扩大，产出数量的增长，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则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具体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对经济增长进行定义，但他赋予经济增长以丰富的内涵，如生产扩大了、产品增加了、价值增大了等。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增长就是财富的增加、生产的增加或产出的增加。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经济增长表现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马克思强调经济增长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过程，是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更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生产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积累率呈同向变动，与资本有机构成呈反方向变动。
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欠发达国家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缓慢所带来的贫困，所以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发展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即“发展—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商品物质丰富之后，社会的其他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经济增长即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发展。许多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确实获得了较大的成功，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道德水平急剧沦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使我们不得不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
但是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到处都在用宽泛的数量指标来描述增长过程，而发展过程的质量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数量型的经济增长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学术界多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测度。质量型的经济增长是数量型增长基础上优劣程度的价值判断。一般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等维度来评价。所以，一个完整经济增长应该外在表现为总数量的扩张，而内在表现为质量的提高。数量和质量其实是经济增长的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增长的结构以及稳定性问题构成了经济增长的过程主要内容，经济增长质量的结果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所以，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还是一个质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和人均占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整体演进。
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国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中国的增长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是101%，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是107%。2010年我国GDP超过39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宏观上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要从数量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领导人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调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创新驱动，简而言之就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带来效益，在经济发展中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大增加，即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大大提高。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言更高级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但并不意味着创新驱动阶段不需要投入要素和投资，而是指要素和投资由创新来带动。科学技术的创新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由较为低级的马克思类型增长向更为高级的库兹涅茨类型经济增长的转变的充分条件。
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强中央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家里，领导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思想转变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一定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要素配置，实现创新驱动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质量的增长意味着效率的提高，结构的优化，稳定性的提高，福利分配的改善，生态环境代价的降低，创新能力的提高，是更“好”的经济发展方式。本文总结了我国领导人经济增长质量的思想，对当今中国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经济有质量增长具有理论及现实指导意义。
二、“多快好省”和“赶超战略”
“多快好省”的经济发展路线是在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国内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国情下，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早期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我国“一五”建设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快，效果好，重要的经济部门之间比例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对“多快好省”，《人民日报》社论给出的具体解释是：“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这篇社论虽然也指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但其所要强调的基调是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在“一五”取得的辉煌经济成果面前，我党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急躁倾向，原本必不可分的“多快好省”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为了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赶英超美”，全国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大跃进运动靠制定农业生产高指标，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甚至几十倍增长。为实现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大跃进”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在组织形式上大搞群众运动，进行粗放的扩大再生产。1958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213%，超高速过热增长，引起生产资料及工业消费品的供给紧张，加之自然灾害，之后的三年经济均为负增长。1961年降幅最大，达到-273%，造成了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多快好省”、“大跃进”和“赶英超美”的赶超战略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建国初期对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急于求成，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遇了严重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