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提出与实现
[摘要]在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提出并坚决推进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并在最终实现转移的過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尝试和预演，为后来转移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1977年复出后率先提出“纲”的转移，支持并引导按劳分配等问题讨论，倡导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日益成为全党关注的重点，这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先声；他1978年9月在东北视察时率先提出要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进而在中国工会九大上提出要开始“新的战斗任务”，明确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任务；在他的建议下，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并在会上形成普遍共识，进而他在历史转折关头倡导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发挥了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仍是解决当今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关键词]邓小平；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此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重温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进程，深入探讨邓小平对实现这个历史性转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对于充分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重大战略判断，实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旨在研究分析邓小平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提出和实现的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探讨这个历史性决策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顿“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强调把经济搞上去”，这是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尝试和预演，为后来转移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发展生产力，正确地领导经济建设，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要求全党的工作重心适时地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一方面来。为此，1956年党的八大适时地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提法，强调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成为当时全党的共识。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以“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也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
但党的八大后不久，从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逐渐被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所代替。此后，在“左”的思想主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到完全偏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20年中，全党始终不能把主要力量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各方面的建设也历经曲折。邓小平后来指出：“建国后，如果说我们有错误，最大的一条就是不重视发展生产，所以我们国家落后了。”“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这是他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严峻形势深入反思后提出来的，特别是他提出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这是“与‘四人帮’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邓小平得以在政治战线（同时也在经济战线）上进行重要工作并系统地展开自己的思想的先决条件”。197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取得显著成效。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在当时同样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的“四人帮”提出“全面专政论”，进一步强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并对整顿工作造成很大障碍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在一系列讲话、谈话、批示中，鲜明提出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反对把抓生产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反对把按劳分配当成“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这一年的3月，他在全国工业书记会上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还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5月，他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得好才行”。6月12日，针对“四人帮”企图掀起批“经验主义”运动，他在上海谈话时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又说：“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9月7日，他在中国工会九大的筹备工作报告上批示：“工会不能光谈抓阶级斗争，对生产、生活福利还是要抓。不能因为批了唯生产力论，就不敢抓生产了。不要因为批了福利工会以后，对职工生活就不管了。”
出于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邓小平在1975年5月的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继而在7月的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指导思想。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在这个提法中，邓小平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但他同时又说“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就是说，邓小平虽然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第一项，但突出强调的是第三项“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