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制定的总路线，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著名的“一化三改造”；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简称为“多快好省”。这后一条总路线，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制定的，毛泽东对之十分珍视。那么，毛泽东制定这条总路线的初衷是什么呢？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有一个高速度
1955年，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将立即转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他对中国究竟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还不十分清楚，但他认定一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有一个高速度。
毛泽东深深感到，中国的经济实在太落后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国地位不相称，与中国的人口数量也不相称。无论是基于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考虑，还是基于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自豪感，毛泽东都期望中国的经济建设有一个高速度。对此，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时，针对农村工作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在这段话中，说的虽然是农村工作，但意义却是带有普遍性的，是针对全国的。他通过这段话来说明：高速度发展，快速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中国来说，是必然出现的现象，是群众的要求。他批评某些干部压制了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在他写的一则按语中也体现了出来。他写道：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正当毛泽东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有一个高速度问题时，国家计委于1955年10月送来一个关于国家十五年远景规划和“二五”计划的报告。国家计委早在1955年夏天就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十五年规划和“二五”计划了。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反复开会论证，于10月写成报告稿，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审阅。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稿后，对其他经济建设规划和方针、政策，没有异议，唯独对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发展速度不满意。由于报告是根据很多经济数字和我国经济状况制定的，又有严密的论证，毛泽东对报告中所定的发展速度又找不到更多的理由来反驳。于是，他对这个报告没有作任何批示，把对发展速度的不满深深压在心底。过了两个多月，即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写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二时，把他对国家计委报告的不满表现了出来，并且作为一个涉及全国的全面性的问题提了出来，明确表示了对国民经济发展必须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必须快的方针。
毛泽东这样写道：“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
1956年一开年，毛泽东就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建设。此时，毛泽东已经更全面地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样搞的问题，并初步形成了“多快好省”4个字的建设思路。他把这4个字，当作中国经济建设应当采取的正确方法。按照毛泽东的意思，1956年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这篇社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当时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法的集中体现。这篇社论表明，毛泽东在坚持中国经济建设速度必须“快”的同时，又提出了“多”“好”“省”的概念，把“快”与“多”“好”“省”3个字联系起来，当作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正确方法。
“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法一经确定，立即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鼓舞了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确实对中国形成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激励各地各级干部盲目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本建设项目。周恩来当时以又喜又忧的心情形容说，这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周恩来显然十分担心国家预算和计划有失控的危险。后来的情况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各省、市、自治区报上来的建设规划，都大大突破了中央确定后下达的指标。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国家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就肯定会失控并最后落空。
周恩来把这一情况上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也认为这是个问题。但他更关心的，是中国能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以至赶上资本主义大国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人的热情。他肯定“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此他虽然不反对周恩来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但他更鼓励中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既然毛泽东同意压缩基本建设预算和计划指标，他作为具体领导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就有责任和义务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因此，从1956年6月开始，周恩来主持国务院领导人开会，和陈云、邓小平等一起召集各省和各部委研究压缩指标问题。他们花了很大力气，说服和动员各地和各部委压缩预算，降低建设计划指标，并且在具体指导经济建设工作当中，形成了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的经验。他把这一经验加以概括总结后，与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共同商议，要写一篇东西，把这一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刘少奇十分赞成周恩来的这一想法。刘少奇提出，由中宣部起草一篇社论稿，把周恩来等人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经验加以总结概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作为各级干部领导经济建设的指导。6月中旬，中宣部起草出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报给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阅、修改、同意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