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悖论与全球史观
摘 要：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从现代化与全球化双重维度进行审视，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理论的高度。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三者均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是其本质特征。但民族主义存在现代性悖论，即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强化剂，而全球化则是民族主义的溶解剂。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在方法论上对全球史和新社会史的研究具有示范性的意义；在战略对策上对于民族国家的建设和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现代性；全球史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2）０5－００31－07
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他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学养和深切人类关怀的历史学家。其民族主义研究，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从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三个主体维度，从唯物史观、全球史观和新社会史三个方法论维度，使得民族与民族主义得到合理的、充分的、具体的理解。民族主义在塑造和再造现代世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1]霍布斯鲍姆在《对民族主义的一些思考》（1972）一文里指出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与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的不相称性。霍布斯鲍姆本人高度重视民族主义这一现代社会现象，他以一个社会历史学家的眼光，在综合分析各种民族概念与民族主义观点的基础上，严肃认真地审视了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并以全球化的视野展望其未来。
一、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的理论特点
（一）“民族”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与现代性
霍布斯鲍姆在比较分析了各种“民族”概念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民族”概念具有不确定性。“民族”概念到今天，已被滥用到足以混淆是非，不具任何严肃意义的程度。不论是民族的主观认定还是客观标准，都不能令人满意。霍布斯鲍姆本人对“民族”概念没有给出确切定义，而是认为，当任何一个足够大的人群宣称他们属于同一民族时，就可以接纳他们的自我认定，视为他们对“民族”的暂时假设。但霍布斯鲍姆也指出，我们不能只从政治人物宣称他们是在为“民族”奋斗，就假定那个“民族”的人们已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民族，对此需要进行具体的和历史的探讨。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这一概念并非“与人类历史共久长”，直到18世纪，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才出现。[2]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概念的主要建构者，民族概念既需要主观认同，也需要注意其历史实践。划分民族既有客观标准，也有主观标准，有时用单一标准，有时则交杂着各种标准，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二）民族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现代性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三者均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是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民族”与“民族主义”也同样属于现代性之生成。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现代民族国家即是主权国家、民族性与现代性三者的融合形式。因为形成一个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就是国家独立（有稳固的政府和主权性的国际地位）与人民民主（多数国民命运要与国家息息相关）。[3]人民与国家，是“民族”建构的两大主体。“民族”具有强烈的国家色彩，民族与国家几乎是不可分离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爱国主义” 。[1](181)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早于民族建立，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民族主义无疑地是现代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4]社会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并不否认前现代也可能形成类似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东西，但霍布斯鲍姆却认为这些只是“民族主义原型”，它并没有与以特定领土为单位的政治组织建立必然联系，因此并不是民族主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必然联系，是了解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关键所在。
（三）民族主义的建构者是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的强化剂乃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源于民族国家的人为建构。霍布斯鲍姆在一定的意义上认同安德森所说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是民族主义想象的产物，我们可以借助民族主义来预想民族存在的各种情况；但是，霍布斯鲍姆也严格地指出，真实的民族却只能是历史实践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与民族主义不是固有的，乃是人为建构的。霍布斯鲍姆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这些人为因素包括激发民族情感的宣传与制度设计等。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并非天生的，也不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而是民族主义的建构。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因应新民族成立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指出了民族主义者的“发明传统”对于民族建构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提醒历史学家不要被这些“被发明的传统”误导，因为这些关于民族的概念“本身必须包含一种建构的或是‘发明’的成分”。[5]
（四）全球化是民族主义的溶解剂
民族主义的溶解剂乃是全球化的力量。霍布斯鲍姆观察到，全球化在近几十年来的深入发展，对人类的流动性和移民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二者的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20世纪末全球航线每年运输26亿人口，全球化的国际大迁徙，在经济富裕且执行宽松移民政策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类国家，尤其明显。1974-1998年这三个国家大约接受了2200万移民，比1914年以前的“伟大移民时代”的总和还要多，且年均涌入人数是1914年之前的2倍。单是1998-2001年，这三个国家就流入移民360万人。长期以来大量输出移民的欧洲也开始大量吸纳国际移民。1999-2001年，大约450万移民进入欧盟15国境内。富裕国家的大都市的国际化现象令人咋舌。国际运输和全球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国际移民无须切断与故乡的联系，不必在两国之间作出永久性选择。21世纪代表一个人的身份的不再是民族国家的出生证明，而是代表国际身份的文件——护照。民族国家认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均受到考验。大规模的合法和非法迁徙，促使国家控制境内事务的能力日益衰弱，甚至对其境内的人口数也越来越无法明确掌握。全球化的新迁徙运动，也已经强化了长久以来大众对于大规模移民的仇视，并对群体文化的认同产生威胁感和抗拒心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