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质：对大一统政体的诠释
[摘要]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体，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虽分合不断，但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始终没有断绝，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隐而不彰的影响力。从政治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大一统政体，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跳出偏狭的西方概念的束缚，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政体类型的模式，更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政治发展的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适合本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相应的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在成长，而不单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革命。
[关键词]传统政治；特质；大一统；政体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5）02-0031-09
一、引言
帕斯奎诺认为，对于一个初到中国的西方观察者而言，从西方政体类型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21世纪的中国，无疑像一个谜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依旧采用传统答案：中国难于理解，因为她的政治制度是全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结果。但是，这一答案又太简单化和难以令人满意。帕斯奎诺提出，对当今中国政治制度的分析和研究应当用更加复杂的政体类型学来研究——这一研究可能会在惰性的西方知识界掀起巨浪。
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体，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虽分合不断，但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始终没有断绝，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隐而不彰的影响力。从政治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大一统政体，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跳出偏狭的西方概念的束缚，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政体类型的模式，更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政治发展的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适合本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相应的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在成长，而不单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革命。
中国传统政治模式，既不同于希腊式的城邦，也不同于罗马式的帝国，还不同于近代以来的美、俄等联邦国家，其规模、人口及地理环境的复杂性等远非西方国家可以比拟，相应地治理方式也具有独特性。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政体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以几个简单的标准对政体进行分类就可以归类的，特别是用粗糙且经不起分析论证的“专制政体”来给中国传统政治贴标签尤为不妥，对中国传统政体的界定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概念。
二、中国大一统政体的内涵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公羊传》。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开篇为“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解作“尊”、“贵”，“统”解作“始”，是以“大一统”之义应释为“尊一始”，这是它最初的涵义。先秦诸子大多有大一统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大一统是符合天道的。儒家基于“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的认识，呼吁“四海为一”（《荀子·议兵》）；法家也看到“道无双，故曰一”（《韩非子·扬权》），李斯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史记·李斯列传》）；道家更以自然为宗，主张“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墨家提倡兼爱、尚同，主张“天子壹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吕氏春秋·谨听篇》指出“乱莫大于无天子”，诸此不一而足，都反映了要求统一的迫切愿望。在经历了礼崩乐坏、战争杀伐的春秋战国后，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在秦及以后两千多年的实践中，大一统包括了王道一统，治权一统，文化一统，民族一统，政令一统，用今天的话来简单概括就是国家的统一，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单一制。
政体是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包括了纵向的权力安排方式和横向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政体相对于周朝的“封建的一统”，可称为“郡县的一统”，主要包括：创建皇帝制度，改变了三代时期的世卿世禄模式而开启了三公九卿的官僚制；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社会上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社会改造；在外交上，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巩固国防。可以说，秦王朝开创了不同于周朝的全新的大一统时代，并由此奠定了此后中国社会两千余年政治体制和制度的基本格局，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一统政体体现了中国政治的特质，无论在观念上还是体制上都与西方有着绝大的不同。与中国东周大致同时期的是古希腊，古希腊是一个很小的半岛，在这个半岛上有许多各自为政的城邦，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希腊国家。古希腊以后是古罗马，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汉代，虽然古罗马是一个大一统的政府，但罗马帝国在公元395年分裂了，之后再也没有统一过。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了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之后兴起了英、法、德、意等民族国家，没有再建立起一个神圣罗马帝国。而中国虽然汉代以后出现了分裂时期，但唐、宋、元、明、清等主体朝代都是统一的，至今仍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钱穆指出，中国政治是一个“一统”的政治，而西方政治则是“多统”的政治。确切地说，对中国历史来讲，政治一统是常态，多统是变态；西洋史上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更进一步地讲，中国历史上虽在多统时期，还有它一统的精神；西方史上虽在一统时期，也还有它多统的本质。梁启超在实地考察欧洲各国后，进行了中西政治的比较研究，指出其中的差异性：“欧洲幅员，不当我半，而大小国数十。二千年来，统一运动虽间起，卒无成效。德法夹莱茵河而国，世为仇仇，糜烂其民而战，若草芥然。巴尔干区区半岛，不当我一大郡，而建国四五，无岁无战。我国则秦汉以降，以统一为常轨，而分类为变态，虽日干戈涂炭之苦所不免乎，然视彼固有问矣。”
中国大一统政体在有些西方人眼中是难以理解的。白鲁恂（Lucian Pye）有一句著名的话经常在西方文献中被引用：“中国明明是个文明却假装成为一个民族国家”（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在他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维持统一的局面是件很奇怪的事，似乎只有分裂才顺理成章。他们这样看的依据何在呢？白鲁恂指出了两条。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是民族主义，而中国统一的基础仅仅是文化而已。中国人认同的是相同的文化，而不是他们的民族国家。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是高度组织化、制度化，而中国作为一种文明缺乏制度性的内聚力。他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文化之于中国统一和团结的重要性，但缺乏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认知，所谓“缺乏制度性的内聚力”的观点值得商榷，在下文中将进一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