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之人性“力”与“爱”双重维向
摘 要：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依赖的哲学人性论的思维方式是使得其思想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学会人性论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理解中把握人性的逻辑起点、原则和演变规律。在综观全书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和矛盾分析则不难发现，人性可以被置于“力”与“爱”的双重空间维向中考察。在考察中，人性经历了由实体的本来性质延伸出思想属性的转变。“力”与“爱”是人性转变的先天形式条件。人性的思想化若无科学证据证明，是时刻偏向二者之一方的。
关键词：《社会契约论》；人性论的思维方式；“思想经验”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045-03
一、理想与理性的价值追求
要解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何本质价值、何以改造于人的问题，首先必须拥有作为前提和根据的关于现实社会与人的逻辑共识。受逻辑共识度所决定，读者做出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解，或者受到其中在当时有进步意义的新政治理念和想象蓝图的强烈鼓舞，或者感悟到人性真善美的一贯精神；抑或是褒扬作者的游历广泛、考察细致，甚至欣赏书中体现的探究方法、政治气质与文字美感。这些也是作者写作的主客观条件。另外有一些读者会出离历史已然规定的范围，认为可以为所有人类找到博爱、自由的最普遍价值观。尽管这种普遍价值本质上却是不会自行开拓的空壳，后来西方由殖民地暴力为普世观念的缺陷做了补偿。
基于以上有代表性的观点，为揭示《社会契约论》本质意义与能按照确定规则实现其价值体系的不断现实化，必然按照西方原典精神，对其进行价值归零和重置的学术任务。
《社会契约论》其书作为政治著作而又毫无虚费地使用了人性哲学的立场为其论说服务，基本的理论依据是有机联系着的人的本性和政治性。卢梭对人性的这两个主次方面有着全面、本质的认识，正是这认识本质性的能动性促使其尝试开拓政治理念、构建政治学说、并为人类探讨最优良之政治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卢梭并不把实现旧有政治形式之间的互相更替或糅合当作唯一的现实目的，他也没有试图在该方面作过多而无用的理论阐释（那样也难免会引起新的责难），而是同时做了关乎人性的独立的哲学探讨。最终伴随着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的驱动，向人性终极发问的哲学追求落回现实世界，一种使得各种在不同程度上习惯“人为”的政治形式之间呈现对立统一性的矛盾象征物——即社会“契约”被找到并实现在政治学理论中。在这里，卢梭让哲学人性论的神圣经义通过外化为现实政治的形式成为有所明证的科学原则，由从属于政治提升到能够指导政治。在理想的契约社会里，判断违背优良政治的标准几乎同于冒渎神灵或忽视科学，从而政治的不科学、不合理将变得肮脏不洁和低级可笑，遭到人们内心的厌弃。《社会契约论》得益于深切关注与理解人性，体现“既有——未有”的理想主义价值追求。
综合地说，卢梭掌握了形式一般而又内容丰富的人性哲学，并且不无深刻地将之与政治学融合为一。两种成就的原因都可以自原书归纳而得出：先就人性论方面来看，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头，卢梭肯定了人性的源头本来自于社会集体的群体生活，而无论何种社会的政治构成都必然可以相对地分为内在、外在两个方面，外在方面对人性加以制约、规定，甚至令人性发生异化，因而是逆自然的有用力量；相比之下，政治构成的内在方面保留了人性所必需的生长力量。人性的存在形式由集体无意识到进入政治内在方面之一的公共话语领域，始终与政治发生互动，在对经济生活的服务中此消彼长。任何政治革命的动因绝非出于纯粹的政治目的或人的政治性，而是直接地出于人性的本来存在和具体要求。卢梭利用这一点驳斥了为奴隶制做辩护的人，确立了更为符合人自然天性的“社会公约”的合理地位，进一步区分了合法与非法、特殊形式的政治和政治普遍形式下的特殊表现等等。为了将人性论融合到政治思想和理论中达到统一，卢梭结合当时政治运动的特点与各国政治的历史和现状，构建了国家政治的科学方法体系。卢梭的政治方法论弥补了古希腊民主制传统过分依赖政治外在形式和中世纪教权制下人性高于（世俗）政治性、而神性又被置于人性之上的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缺陷。讲求科学的政治方法论在人性和外在政治之间寻找平衡。《社会契约论》又得益于科学有效的方法论体系，体现出“既有——恒有”的理性主义价值追求。
二、力与爱的来由和意义——问题的切入点
卢梭讲道：“政治的实质就在于服从与自由两者的协调一致。”[1]这句话给出了一种政治的形式本质，兼指现实社会中某种恒常的境遇，看来似仍不足为信。对于“服从”和“自由”概念不妨另做分析：
第一，服从必然来于对公意的接受或不完全否认，由于公意内涵有最广泛、最普遍的爱的意志、要求和原则，因而服从也是宿于内心中的对普遍之爱的全部理解与所具自由观念共同的外化行为取向或行为结果。
第二，实际的服从必定是一种行为，其行为意志的根据是爱的观念，意志的动力来自于观念受普遍理性转化。而相对于服从，人实际的自由则同时是主体行为的客观综合与主体意识的主观综合。它的本质不是行为，而至少是先天综合的产物。这一点决定了自由的独立性。自由的另一含义是作为爱的先天演绎和分析，但自由向服从的演绎因为受到意志的阻碍，只能待借助形式命令予以克服后方有所实现。自由相较服从更具有直接性和先天性，而又由爱所决定和规定。
第三，爱既由人的自然天性演绎和分析而来，也是主体意识内外两方面的客观综合。
由以上分析，卢梭关于政治的实质在于服从与自由协调一致的论断不无有意地离开了统摄二者的自然本性的直接演绎，在力的要素（诸如强制和命令）方面寄予了启发性，力与爱凭借政治居中调节相互辅乘。现实的政治目标改造着世人，人性论幕后的作用留给了哲学。任何读者若是忽略了这部著作中对人性观历史源流的考察和总结，就只能将其看作是开卷有益的读物，而不能学会自觉地向现实转化应用。
回思人类的种种生存境遇，自“人性——爱”以降，愈是偏向力的先天维向愈容易受到后天因素的干扰，向对象世界自我迷失。随着人类经验积累、能力提升，可能的干扰条件也在增多。只有在人性先天气质最为浓郁的原始文明中才能找到考察人性的简单入口。卢梭利用建立的有关原始社会基本生活单位——原始家庭的基本模型，找到了人性的先天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