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悖论
新兴市场国家要保持经济增长率、日本要超越紧缩泥潭、美国和欧洲要提高就业率，各国只能采取“自顾自”的政策，使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公地悲剧”。
5月2日，欧洲央行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第二天，印度央行也宣布下调利率，通过利率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全球主要央行的“杀手锏”。最具“想象力”的是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提出的量化宽松政策，日元贬值20%以上，而G7（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和G20（20国集团）都对日本的货币政策采取默许态度。纵观全球，哪一国或者组织能够承担起全球经济治理的角色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进入一个“群雄四起”的时刻段。
货币战争
在4月份召开的G20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上，日本安倍内阁的两位财经大员——新任央行财长黑田东彦和财政大臣兼副首相麻生太郎在华盛顿充当了“说客”，让各国财经高官相信，日本的量化宽松并没有发动“货币战争”。最终的结果是，G20的联合公报中不过重复了2月份莫斯科会议上的老调，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集中于国内，而不应该采取竞争性贬值的政策。IMF总裁拉加德认为，日本的反通缩政策是值得鼓励的，不过日本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G20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成为G7的扩展版，吸纳了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参加的俱乐部。在理论上，G2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新兴市场国家对G20曾经寄予厚望。但是2月份的G20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暴露出G20的弱点：G20会议的决议不过是重复了此前G7达成的共识而已。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言，成员越多，组织能力就越低，G20成员的身份与诉求迥异，要达成政策共识殊非易事。在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际，G20为各国元首提供了一个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各方达成的重大共识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保持多边经济体系的运转，防止世界跌入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中。
经过国际金融风暴洗礼之后，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复苏政策，紧缩还是刺激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美国与欧洲的货币宽松政策让巴西财长曼特加极为愤慨，将其视为“汇率战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所采取救助措施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资产价格上升，通胀压力增加，而经济增长前景不明。英国和德国倡导紧缩经济，而美国、日本和欧洲央行则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殊途同归的是，各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要么没有启动，要么动力不足。
虽然G7和IMF总裁拉加德为日本的货币宽松政策进行辩护，但是其他国家并不认同。G7的成员国德国对日本的政策表示不安，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报告》中认为日本不应该采取针对他国的竞争性贬值政策，中国财经高官警告不要将邻国视为垃圾堆。日本的货币政策虽然受到了批评，但是却没有哪个国家或者组织强迫其“改弦更张”，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自助的体系。
在纸币时代，每个政府都有了独立印钞的权力，尤其是大国将货币主权视为核心利益。纸币与信用货币时代赋予了政府以低成本“生钱”的神奇法力，正因为如此，非洲的津巴布韦才出现了万亿元大钞。货币发行量取决于财政与金融政策，全球化无法弥合各国之间的货币政策鸿沟。在金本位或者黄金-美元本位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有只无形之手操控各国的货币政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对美元霸权难掩不满，国际货币格局也在深度调整之中。
IMF和世界银行扮演着国际货币金融政策协调的角色，IMF迟迟不能落实2010年达成的份额转移协议，同时又深度介入欧元的援助活动，从而使IMF的权威性受到质疑。IMF与世界银行一直由欧洲和美国控制，而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既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机构存在“民主赤字”，若不能提高这些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那么新兴市场国家就可能“另起炉灶”。2013年第五届金砖国家首脑峰会上，五国领导同意建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应急基金和5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这两个机构被视为“金砖版”的IMF和世界银行。此外，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也开始运转，一个以金砖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治理平台悄然成型。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出现一个G5组织，五国的央行行长与财长在G20框架之下有会晤机制，协调立场。换句话说，G20内部存在着G7与G5的分野，从而为纷乱的全球经济秩序增添诸多变数。
纸币时代，各国央行的首要政策是捍卫币值的稳定性，而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各国经历了一个债务货币化的进程，央行的政策目标变得复杂起来。政治因素侵蚀着央行的独立性，黑田东彦之所以能够成为日本央行行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能够理解并支持安倍经济学，同时又有与国际同行沟通与协调的能力。就目前而言，黑田干得不错，不但把日元的基础货币发行规模扩大了一倍，而且购买了财务省新增国债70%的份额。黑田希望通过压低利率、重估金融资产价格，形成通胀预期打破日本经济的通缩链条，但是世界其他国家还会忍受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多久，是个问题。
“公地悲剧”
“全球化”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呢？虽然全球经济避免了“大萧条”，但是贸易、金融方面的整合更多集中于双边或者区域内部。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三者不可兼得，这也成为“不可能三角”。
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民族国家、大众政治与经济全球化三者也无法兼得。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失序”困境在于各国强化了政策自主性，同时要迎合民众的需求，进而使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目标“失焦”，经济全球化自然就受到削弱。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一个高度整合的政治体系予以匹配，但是现在G20或者联合国都无法发挥类似的作用。
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认为：“摆脱困境的方法就是设想一个政治也像经济一样全球化的世界。这将是一个全球联邦主义的世界，混合经济将在全球层次上得到重建。”欧盟已经算是整合程度最高的地区组织了，但是它并没有消除“边境”效应，欧元流通了，但是银行业联盟尚未形成，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下调利率的同时，强调银行业联盟的紧迫性。在过去几年中，欧洲央行的存款基准利率从3.25%降至零，下一步就是负利率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但是货币宽松政策却没有真正启动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碎片化使低利率政策无法缓解意大利、希腊等国家的困境。
欧盟的模式在欧洲这一地区尚难推进，更不要说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类似联邦主义治理模式了。在国际经济史上，民族国家只是部分让渡了主权，同时大众政治已经成为主导各国政治经济学政策的重要力量，最终牺牲的就是经济全球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经济治理是各国互相妥协的产物，也就是各国能够基本保证消除贸易的边境限制，不歧视贸易伙伴，多哈回合的谈判踯躇不前，而双边或者多边的FTA谈判或者协议方兴未艾，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顶层设计”付之阙如。
经济危机之后，提高就业率成为欧美央行的政策目标的首选，美联储是否结束QE政策要看失业率能不能降低到6.5%，而欧洲国家的失业率攀升至近年高峰，货币政策如何传导至实体经济成为德拉吉最头疼的问题。在这样的态势之下，各国只能采取“自顾自”的政策，新兴市场国家要保持经济增长率、日本要超越紧缩泥潭、美国和欧洲要提高就业率，凡此种种，都使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公地悲剧”。
每个个体的精明避险之举，最终可能导致一场难以避免的系统性危机，谁可化解这场危机呢？G20，G7还是G……
（作者为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理论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