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历史是一个时间换空间的非同步的现代化过程，在“时空压缩”下，现代化有多少副面孔，民粹主义就有多少副面孔。如果把明显可感的民粹主义概括起来，就知道民粹主义表现形态是有定式的，那就是情绪化、短视化、碎片化、极端化和工具化。把民粹主义通行的共同特点嵌入“现代性”话语框架，就成为理解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视角。
【关键词】民粹主义 全球化 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每当社会遇到明显的发展困境、危机与再转型，民粹主义便随之而起
全球化危机既加剧了能源资源导致的发展硬约束，又加剧了生态环境导致的发展硬约束，也可能加剧了转型不成功导致的发展硬约束。自19世纪后期至今，每当社会遇到诸如此类的“硬约束”，就会出现明显的发展困境、危机与再转型，民粹主义便随之而起；几乎每隔三十年左右就爆发一次较大规模的、具有相当影响的民粹主义运动，其间歇性的出现对世界历史进程造成了不容忽略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北非殖民地纷纷建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现代化的初始化内容。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族独立，并不意味着夯实了现代性根基。其民粹主义总是与魅力型英雄并存，民众与英雄之间互相崇拜。曾经依赖民众的精英人物一旦上台，便蜕变为专制者。上台之后的英雄们并不急于也不善于，甚至可以说是不愿意进行现代化制度建设。20世纪60年代之后，独立后建立的政权基本上为军事政变所推翻。卡扎菲、本·阿里、阿萨德、萨达姆等人本来就是从社会底层起家的魅力型民间英雄。他们建立的貌似强大而专断的政权缺乏现代意义的组织性，本质上具有民粹主义性质。在现代化进程中，全球性危机激发了民粹主义的反向运动。这就导致了现代化“自反”：一方面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因现代性残缺不全，对外的民族独立是以牺牲国内的自由民主为代价的，结果让西方借“阿拉伯之春”或“颜色革命”以民粹主义方法促使中东北非的民粹主义政权纷纷易手。另一方面，原生现代化的西方由于过度“现代化”，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进而引发欧债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这种系统性危机不断催化出民粹主义新形态。
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候，对于“民粹主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令人奇怪的是，爱之者用它，恨之者也用它。从“乌合之众”到“政客运作”再到“国家操纵”；从“非暴力不合作”到“体制外暴力冲击”；从传统的阶级斗争到有组织的“新社会运动”；从左翼革命到右翼政治复兴……无不借力于民粹主义。因为现代性有多少副面孔，民粹主义就有多少副面孔：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民粹主义，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民粹主义，有作为一种政策策略的民粹主义，还有作为一种政治心态的民粹主义，等等。民粹主义犹如现代性，“没有定义，只有历史”，既是一种可建构的“幽灵”般的模糊幻象，又是“屡败屡战、屡战屡用”的金刚不破之魔器，还是一个迂回反复的世界历史难以拒斥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后，新民粹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复兴，并活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
民粹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早期民粹主义阶段。19世纪末在美国、俄国以及东欧出现了第一代民粹主义。美国在19世纪晚期爆发了著名的“人民党（Populist Party）”运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利用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结果是纳粹主义的覆灭和冷战时代的到来。二是经典民粹主义阶段。20世纪50-70年代全球兴起的第二代民粹主义，尤以拉美的民粹主义复兴为甚，成为拉丁美洲政治的主流。三是“新民粹主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民粹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复兴，恰好与世界政治转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相叠合，活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民粹主义有三个着力点：一是着力于反全球化之类的“新社会运动”社会动员；二是着力于反对移民的本土民族主义（极端化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反伊斯兰和福利主义；三是着力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发展。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一些中东欧国家相继加入欧盟后，新民粹主义政党在多国政坛活跃甚至上台执政，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也占据了一定席位。新民粹主义已经在不断泛化。
新民粹主義有四个特征：第一，反对自由主义——新民粹主义在显示极端的同时保持了对民主的肯定，它们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反对自由主义；第二，反对精英政治——新民粹主义不再主张作为人民的精英带领人民取得政治成果，而是主张反对精英政治；第三，新民粹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欧，并广泛存在于中东欧国家，成为一个泛欧洲的现象；第四，左右聚合——新民粹主义不是一个单独的政党或者运动，而是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出现的、具有一些相同主题特征的一系列不同政党的政治聚合。西欧新民粹主义多为右翼诉求，并且各具特点，有地区民粹主义政党、种族民粹主义政党和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而中东欧新民粹主义却并非右翼，既有偏右的“强硬派”民粹主义（如保加利亚阿塔卡联盟、匈牙利尤比克党、斯洛伐克民族党以及捷克工人党等），还有偏左的“温和派”民粹主义（如斯洛伐克方向党和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等）。
新民粹主义泛化有以下几个具体原因：其一，“入盟后综合症”加剧了民众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怀疑，为新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其二，民众厌倦和反感传统政党日益精英化，腐败丑闻不断。民众希望“非官僚”的人民领袖所领导的“超越传统左右”的新型政党来改变现状。加之传统政党左右翼的意识形态、理论主张以及竞选纲领走向趋同和中间化，出现了政治真空，为新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发展空间。其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和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四，欧洲新民粹主义政党还积极加强跨国政党之间的联系与支持，使民粹主义势力欧洲化、国际化，影响力大大增强。如欧洲民族运动联盟已经成为一个泛欧洲的极右政党联盟，这些新民粹主义政党包括极右政党相互支持，渐成合流之势。只要经济社会问题依然严重、民众心理缺乏安全感和寄托，它们就有生存的空间。新民粹主义泛化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宏观体制现代化难以让多元主义因素与传统，在微观上正常发挥国家之外的整合功能，从而落入了所谓“现代化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