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民间仓储制度的延续与嬗变
摘要：民间仓储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粮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关于清代民间仓储制度的研究，学者主要着眼于清代中前期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且多认为清代民间仓储制度于晚清时期即因政权鼎革而消亡。然而，以新津县为代表的四川民间仓储制度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晚清时期，新津县逐渐形成了以社济仓与积谷仓为主体的民间仓储制度，储量丰富。民国时期，新津县民间仓储经过大汉军政府、四川都督府以及防区军队的整顿与管理，一直持续经营。直到1936年被纳入现代行政体系当中。
关键词：晚期民国；四川；新津县；民间仓储制度；演变
“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民食所需，首重仓政。”中国乃人口大国，粮食储备历来是国家所关注的重点，故有“国无九年之蓄，日不足；无六年之蓄，日急；无三年之蓄，日国非其国也”之说。唐代开始，朝廷便广泛地在各地建立仓储，以备荒年，以裕民食。及至清代，清廷对仓政的建设十分重视。雍正曾直言：“仓场米石乃国家第一要务，关系最为重大。”自雍正朝开始，清代仓储制度发展兴盛，各地纷纷建立常平、社仓、义仓等粮仓，储存谷石丰富。其中常平仓为官仓，主要设立于市镇。而社仓、义仓等民间仓储建立于乡间，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一套完整的仓储系统。其中，民间仓储制度作为清代仓储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直接关系着乡村社会中农民生活、灾荒救济、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可谓“赈民艰危，法意良美，相沿至今。平时既多所盖藏，则凶岁不难于救济”。
四川，作为全国的粮食大省，其民间仓储的建设一直备受官方重视。自康熙下令推行以来，四川便开始了以社仓为代表的民间仓储建设，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其社仓的仓储总额居全国之首。虽然四川社仓在嘉庆、咸丰年间受到战乱的影响，仓谷存储量大为减少，但此期间，在总督常明的推广之下，四川迅速建立了新的民间仓储一济仓，以丰富民间的储备。光绪六年（1880年），四川又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积谷运动。民间广泛地建立积谷仓，储粮备荒。因此，晚清时期，四川仓谷储备丰富。光绪三十二年，四川省筹赈局统计“通省共存京仓各斗谷三百二十八万四千五百余石，仓斗谷二百一十箩。积谷一百零九万五千余石即在其内”。其中，属于民间仓储的积谷仓存储额占总仓储额的三分之一。不仅如此，直至民国时期，四川民间仓储仍持续经营，作用于近代乡村社会。如1924年，华阳县“积谷仓内实存谷石为三百六十五石六斗，社仓东门外牛王庙龙华寺内仓廒存谷七百七十三石九斗四升.中兴场白马寺内存谷二百九十五石六斗三升一合”。金堂县义仓不仅持续经营，储粮丰富，还将仓谷拨借给县城各局，“民国元年，公益收支所临时筹饷，拨谷一千七百石；民国二年，议参会借谷二百石，城会借二百石；民国三年，公款经理处。拨银四百九十两。”巴县济仓于1935年春，“提取售谷银一百零六元”，用于支付修建川黔公路民工的薪水。
这与全国其他地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譬如，江南地区的社仓“在乾隆嘉庆两朝之后，却几乎荡然无存”，即使太平天国以后有所重建，但社仓仓储建设仍是“零星散落”。广东社仓从乾隆末年开始瓦解，至道光时期，“许多地方社仓积谷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名义上的定额”，“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红巾军起义和咸丰六年英法联军的侵略，促使了社仓制度的最后解体”。基于对这份差异的疑问与延续性的探讨，笔者选择四川新津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新津县民间仓储制度创建、发展与结束的过程，以微观的视角考察晚清民国时期民间仓储制度的演变，进而展现其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延续。
一、晚清时期民间仓储制度的确立
新津县位于岷江中游。属于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南部。清代新津县属成都府管辖，“在四川省布政司成都府治西南九十里”，东接成都府双流县，西抵直隶邛州大邑县，南临直隶眉州彭山县，北抵成都府崇庆州，东南濒成都府华阳县，陆路水路交通便利，是成都平原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与交通枢纽，历来“路当孔道，星使贡差，络绎不绝”。县内面积331.15平方公里。平原占76.6%，属于山麓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土壤以适合耕作的水稻土为主。水资源丰富，境内有岷江、金马河、斜江河、南河、耤江、蒲水等河水汇流，且具有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除了设有大中型水利工程通济堰、余公堰外，还遍布多种小型水堰，共同滋养着新津县内耕作土地。此外，新津县是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气候温暖，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四季分明。优越的生态环境促使该地农业发达，物产丰富，盛产水稻，一年两熟。土地利用以农耕为主，垦殖指数高达71.47%，且务农人口充足。这些因素均使得新津县区别于生态荒凉的边缘地区，呈现出核心地区的环境特点。根据裴宜理的研究，生态恶劣的环境与生存条件，易于导致集体性暴力行为。她认为在经济相对萧条、农业产量低、商业化程度低、人口密度小的边缘地区，“受到荒凉的生态环境制约”“本就搭起了农民适应环境的暴力舞台”。新津县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土地利用模式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谷石来源，而且有利于保持乡村社会内部的稳定，为新津县民间仓储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晚清时期，新津县民间仓储制度逐渐完善，形成了以社济仓与积谷仓为主的民间仓储制度。
新津县社仓始建于乾隆时期。分设于长乐、太平、兴义三乡。由民间公举殷实老成之人.担任社仓经首，掌管社仓事务，负责谷物借贷工作。春借秋还，每石收取息谷一斗。截至嘉庆二十四年。社仓应贮仓斗谷9755.9948石。但由于社仓经首亏空等原因，虽然经过知县追缴，于道光六年（1826年），实际存谷为6297.4石。道光十二年，新津县知县宋灏“以粮户赔累之苦，报换维艰”。将现有仓谷变卖，在各乡置办社田，并规定：“每岁租谷交经理者收贮，社仓粮户始免赔累，且十数年足原额外，又可更置田亩。”随后，社仓经首张文衡、胡明清、董学诗等人分别于三乡置买社田195余亩，岁收租谷212.6石。至此，社仓经营由谷物借贷改为置田收租的经营方式。通过置买田地。招佃农耕种，每年收取租谷，作为社济仓稳定的谷石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