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佛我们并不是站在一位老人病床前，而是站在潭柘寺那一株古银杏树下。树干空了，四周又生出了气根，高大的树冠依然是一片苍翠。
每年的八月十五和春节，我们忘不了去看望陈斐琴老人。虽然我们夫妇俩也早已经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还只能是以晚生后辈的诚意和恭敬，站在病床前问候老人。陈斐老1990年突发脑溢血倒下，所幸救治及时，至今头脑清醒，听觉尚可，只是失去了语言能力。子女们可以作翻译，也不过一知半解。老人说的什么?像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一再重复着，孩子们终于无法翻译出来。老人不得不放弃了这样的努力，只是张着嘴天真地笑着，如同一个婴儿。
陈斐琴的夫人李佩琳，和我是一辈人，是我的同团战友。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堂堂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只有三个女演员。所有老年妇女的角色，固定由一位年龄稍长的女同志担任，所有少女少妇，固定由另一位略小几岁的妇同志担任，所有媳妇大嫂这类角色，都由李佩琳担任。平时看上去，不过是军队大院里普普通通不讲究穿戴的一位老太太。你哪里会看得出，这是当年我们文工团惟一的‘青衣’台柱。她能演话剧，能唱歌剧，能唱京剧，还能唱河北梆子等几种地方戏，以山西梆子最拿手，大有郭兰英之风。那年得知李佩琳肾衰竭，我们夫妇俩赶到医院去看望她，见她情况不好，不想第三天就上路远行了。在陈斐老面前，我们当然绝口不提佩琳，老人也从不提起。他的大女儿陈东讲，他们告诉老爹，妈妈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不可能接她回家来。父亲一生最容易相信别人的话，所以五年过去了，至今他依然信以为真，从未提出过疑问。我的判断正相反，五年之久竟没有提出疑问，恰恰说明，他毫无疑问地肯定老妻已经辞他而去了。老人避免提及此事，总是用默默的笑容感染着一家大小三代，照例分发给了每人一个好心情。陈东说，老爷子躺在床上八年多了，谁也没有特别意识到家里有病人。陈斐老以婴儿般的笑容，代替了语言，这其实是更为丰富、更为生动、又更易于理解的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人类语言。而是站在潭柘寺那一株古银树下。树干空了，四周又生发出了气根，高大的树冠依然是一片苍翠。站在树下，便可以感受到绝然不同于其它场所的那种和煦清新的好气息。
他属于‘三八式’知识分子老干部群体。虽是多了一点儒雅谦和，却从不会忽视原则；虽是多了一点平等观念，却从不随随便便；虽是多了一点书卷之气，却从没有疏离了部队现实；虽是多了一付深度近视镜，大致上也还不失军人姿态。
第二野战军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我们二野出了五大秀才。是哪五个人呢?开列出名单，可就有若干种不同版本了。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三、四、五兵团各一位宣传部长，加上野战军前后两位宣传部长，一位是任白戈，一位是陈斐琴了。任白戈赫赫有名，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宣传部长，各方面素养很高，大家都知道的。陈斐琴，一般人不大熟悉，只知道他会日语，是八路军前方政治部敌工部的部员，突然调他到宣传部领导岗位上来，野政文工团的同志不免感到意外。以后才知道，他早年便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后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主修莎士比亚。最近，我读到《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一书，和《新文学史料》第79期林焕平先生的回忆文章，对陈斐琴在日本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33年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恢复东京支盟，在代木开了成立大会，成员便有陈斐琴，那时他使用姓名是陈松。东京支盟创办了文艺杂志《东流》，陈斐琴是由五人组成的编委会委员之一。《东流》的宗旨，以发表有进步思想的小说和散文为主，在东京编辑，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他还是东京“国际戏剧协会”的主要成员。陈斐琴由敌工部转由而主持宣传文化工作，应该说是他归队了。
当年战斗频繁，一仗接着一仗打，陈斐琴部长总是往前边跑，及时了解情况，把部队的思想教育搞得有声有色。他很会使用文工团，经常带我们下部队，有时军情紧急，没有条件搞演出，就让我们到连队代职锻炼，分散作战地勤务工作，或带担架队，或去俘虏营，哪里要人到那里去。陈斐琴作为五大秀才之一，从没有表现出一个富于才学的人那样有恃无恐，那样锋芒外露，那样清高潇洒。他属于“三八式”知识分子老干部群体。虽是多了一点儒雅谦和，却从不会忽视原则；虽是多了一点平等观念，却从不随随便便；虽是多了一点书卷之气，却从没有疏离了部队现实；虽是多了一付深度近视镜，大致上也还不失军人姿态。
平汉战役中，有一个解放战士王克勤，经过诉苦教育，很快成了一名战斗英雄和官兵团结的模范人物。《解放日报》1946年12月10日为此发表了社论，题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陈斐琴部长及早组织我们到王克勤所在部队体验生活，创作了歌剧《王克勤班》。有多少次，部队是在集结地观看了这个歌剧的演出之后，怀着和剧中人息息相通的一腔激情奔赴前线的。那一两年间，我们还连续创作演出了歌舞剧《挖工事》、歌剧《两种作风》、《吕登科》，话剧《赶走红毛鬼子》等等，此外还排演了歌剧《军民一家》、《白毛女》、《血泪仇》以及《孔雀东南飞》、《廉颇与蔺相如》等一系列传统京剧节目。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们二野文工团的一个战地黄花的金秋季节，在每个人的履历表上，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味的一页。每当老战友们谈论起这件事，总是会记起陈斐老，他观看我们演出无数次了，下一次总还要到场，总还是那么有兴致，总还是和观众一起热烈鼓掌，乐此不疲。
我在二野文工团美术组，每到一地，先把我们创作的木刻和连环画挂起来，向部队和驻地群众展出，然后便提着几个洋铁桶去写大标语。我小心地站在梯子顶端，高高举起毛刷子，在砖墙上涂写着，石灰水顺着刷子回流下来，经袖筒到腋下，又经裤腿，直到鞋袜里，从脚板心凉到全身。一回头，见陈部长仰面在看我写标语，他说，冰天雪地的，这样不行，在手腕上缠一条手巾，石灰水就流不下来了。过了几天，记不得我们文工团是开什么会，陈部长到场讲话，他顺便从衣袋里取出一条羊肚子毛巾，说是宣传部长奖励给我的，由坐在面前的人把奖品传递过来给了我。我知道，这一份奖品，不可能是由宣传部采办来的，当然是部长本人掏的腰包。以后我向陈斐老提起过，多承他那次发奖来得及时，解决了我的实际困难。老人抱谦地笑笑说，有这么一回事吗?他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记得1946年春，野政机关驻武安县伯延镇，得知陈斐琴部长结婚了，新娘子是我们文工团的女演员李佩琳。美术组因为什么事，没有赶上参加婚礼，第二天几个人才赶去祝贺。两位新人都不在，各自忙工作去了，屋子里冷冷清清的，几乎看不出刚刚操办了喜事的气氛。那时候，女同志有谁嫁给了骑马的(即指高级干部)，议论可就多了，说女方不过是为了虚荣，是贪图享受，行军有马骑了。陈斐琴深得文工团同志的好感，用现在语言讲，他人气正旺，这一桩婚事居然没有受到什么抨击。就我记忆，李佩琳婚后没有得到什么特殊享受，骑一骑马是有的。夜色朦胧中，有人牵了一匹马在路边等候着，待文工团队伍上来了，随即听到陈斐琴部长压低了声音说，佩琳同志!换着骑一会儿吧。听他的语气，你很难分辨这是一位领导对下属的关爱，还是一位丈夫对年轻妻子的体贴。她把妻子扶上了马，警卫员牵着缰绳先走了，陈斐琴随后深一脚浅一脚，追赶着队伍。
陈斐琴把刚日全都当作了柔日，应该说是他一生的独特之处，他的敦厚实诚得自天性，是一种内心的自然生发。既属于自然，本来如此，你无从予以评说，正如你不好对划过天空的一颗流星说长道短。
和陈斐老相识多年，我有这样一种想象，彷佛此人站在那里，地上便会投映出两个影子，一个是他真实的身影，此外还有他个人历史问题带来的阴影。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的年龄如何增长，即或他已经瘫痪在床上，总还是有两个影子跟随着他。
陈斐琴是1911年生人，大革命时期，已经是一名青少年共产党员。“四一二”事变后，曾在香港被捕入狱，到部队来，这件事自然是要受到审查的。由于陈斐琴心地坦诚，毫无保留地把情况讲清楚了，也没有给党组织造成什么损害，所以组织上接受他的请求，于1941年10月，重新吸收他入党了。我先前听说，一般人承担不了介绍人的责任，是由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的介绍人。以后才知道，这个传闻不准确，实际上是由罗瑞卿和杨奇清两个人介绍的，当然小平同志肯定也是点了头的。
从陈斐琴的任职情况看，并没有因为历史的问题失去了组织信任。特别是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其他领导同志，一直很看重他的。进军西南后，他仍然担任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宣传部长，并曾兼任过联络部长和青年部长，一身三任，占了政治部一小半，这是很少有的。西南军区撤消时，陈斐琴奉调北京，被任命为总政“解放军文艺社”主编，以后调任海军文化部长。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便显示出了第二个影子对他的实际影响。1955年全军授衔，他被搁置了很久，以后才授给了上校军衔。按照陈斐琴资历等各方面衡量，授上校显然尚有斟酌的余地。如果说有第二个影子，过去只是存在档案里，现在则是由他自己扛在肩上的两块牌牌，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军衔制度，无疑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对少数人来说，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考验。有人觉得自己授衔低了，死活不穿军服，说丢不起这个人，个别人甚至采用更为耸人听闻的方式以示抗议。陈斐琴戴着上校牌牌，出现在大厅广众场合，出现在彼此熟识的同志面前，总是自自然然，看不出有任何一点不自在，不平衡。想来，拖延太久才为陈斐琴授衔，反而让他有时间作好了必要的精神准备。不!并非事到临头，他才来做精神准备，他对自己的第二个影子，从一开始就有了透彻的认识，遇事后退一步，不给自己找过不去。不!这一类问题，也不可能是靠消极克制所能解决的，克制只能作用于一时，终于要爆发出来的。应该说，这是一个人的整体素质所决定的。陈斐琴深受温、良、恭、俭、让传统观念的浸润，加之《论共产党员修养》的熏陶，具备了足够的获得性免疫力，从来就没有得失计较的病苦。从旁看来，他近乎于苛待自己了，而在他本人，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没有表现出任何委曲情绪。
“三反五反”运动当中，查出西南军区文艺单位铺张浪费严重，陈斐琴作为主管部门负责人，受到了行政降级处分。这个处分是他自己写报告申请下来的，尽管他一向生活俭朴，堪称模范，但他觉得不能因此推卸自己对下属单位应负的领导责任。铺张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背一个处分也不能说冤枉了他。不过，换了另一个，怕就未必愿意作出申请处分这样一种选择。大女陈东告诉我，“文革”初期，她因公从兵团回北京，在长安街转来转去几个小时，思想斗争很激烈。到了北京，怎能不回家看看呢?要回家去，又怎么和父亲见面呢?一个大叛徒，只能是劈头盖脸地批他一通，可她无论如何开不了这个口。终于还是回家了，父亲不在，已经集中起来，就要被送往干校去了，这下陈东松了一口气。当天傍晚她要返回兵团，坐在公共汽车上，远远发现父亲和被集中管理的许多人一起，在营房旁边一个空地上干活儿。他搬着一块很大的石头，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陈东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是一付凄苦的样子，看上法倒也正常。相反，父亲干得兴致很高，认真极了，他显然是带着劳动的喜悦。陈东说，这样倒反让她有说不出的心酸，她偏过头去，不敢再望父亲。大家无不称赞陈斐老，说他在顺利的时候，总是平平淡淡，从不张扬自己。身处逆境，同样平静如常，给人感觉，他的承受力实在是超常的，是无限的。也有人出于同情，却从反面作出评论，说陈斐琴这样一味承受而默默无语，不应该看作是他的一个优长之处，只能说是他性格上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在我看来，陈斐琴把刚日全都当作了柔日，应该说是他一生的独特之处，他的敦厚实诚得自天性，是一种内心的自然生发。既属于自然，本来如此，你无从予以评说，正如你不好对划过天空的一颗流星说长道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