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赣闽苏区工会工作中
1932年12月中旬，35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化名为唐开元，告别妻儿，只身离开上海，由中央机关交通局派人护送，沿着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一路上车船劳顿，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线，进入闽西苏区的永定、上杭、长汀，再抵达红都瑞金。10多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也化装从上海秘密来到瑞金。1933年春节过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与设在瑞金的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成立新的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担任委员长，陈云为副委员长，揭开了赣闽苏区工会工作新的一页。
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修改建议
当时由于战事频繁，加之“左”的作法盛行，苏区工会工作十分薄弱，工会机构也很不健全。虽然出台了一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工会工作有多少帮助，不得而知。为了尽快推动苏区工会工作，刘少奇和陈云决定先去基层调查研究。
一天，刘少奇对陈云说：“我想去基层作一些情况了解，这样有利于指导工作。我上次进入苏区路过长汀，问了那儿的工会情况。汀州城内有产业工人1.5万以上，但工会工作很薄弱，我想去看看。”
“我也听说过，汀州有着‘红色小上海’之称，这样吧，我同你一道去，把汀州的情况搞清楚，对整个苏区的工会工作应该有指导意义。”陈云说。
“那好啊，我们一路去，共同开展调研工作。”刘少奇欣然表示同意。
2月中旬，刘少奇偕同陈云，由福建省职工联合会的副委员长王德铭陪同，来到了汀州。汀州总工会主席黄玉书闻讯赶来接待。刘少奇对他说：“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些情况吧。”
黄玉书介绍说：“1932年3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汀州成立，苏区的军用工厂增加了十几家，有红军被服厂、红军印刷厂、弹棉厂、兵工厂、熬糖厂、熔银厂、造纸厂等，加上城内原有的工业、商业，还有中华苏维埃银行和福建省分行。另外，还有17家旅馆，367家私营商铺，被称为中央苏区的‘红色小上海’。苏区党曾在7个产业中建立工会组织，会员发展到11200多人。但是，现在的情况已是急转直下，大部分的工会都垮台了，剩下的也不能正常开展工作。”
听了黄玉书的介绍，刘少奇问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不是国民党的封锁和进攻引起来的！物资那么缺乏，价格那么昂贵，工人失业就不断增加，不少厂店关门，原先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法兑现，工会又起不到作用。”黄玉书分析说，“特别是《劳动法》中规定的那些条件，什么8小时工作制啦，一天要多少工资啦，多少福利待遇啦等等，私营老板无法兑现，工人也很有意见，导致了工会组织工作的被动。”
刘少奇明白，中央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照搬苏联的多，很多条规定超越了苏区条件。
接下来的几天，刘少奇、陈云由黄玉书、王德铭陪同，在汀州察看了一些基层工会和工厂、店铺，还多次召开小型的工人座谈会，切实了解工会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帮助解决了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方面的困难。
2月20日，很长时间没有召开过会议的汀州各基层工会的负责人，集中在总工会开会。会上，刘少奇追溯了过去汀州工会组织工作的发展情况，针对目前存在的涣散落后状况，尖锐地指出：正是实施《劳动法》当中出现的种种“左”的倾向，严重地阻滞了工会工作的发展，因为那些超越条件许可的过高要求，在社会上、经济上、人心上发生了严重影响，必然导致企业倒闭，资本家停业，物价上涨，从而引起市民怨怒。我们会建议苏区中央人民委员会对劳动法进行修改，使之更加切合苏区的实际。
接着，刘少奇又针对今后工会工作提出了要求，号召工会干部要切实关心工人的利益，为他们做好事，今后工会的工作应该着力于协助厂长管理好生产、动员青壮工人加入红军、组织工人提高生产积极性、组织工人开展拥红优属活动和购买股票、公债等。
按照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是月下旬，汀州各业工会召集工会支部会员大会，认真讨论如何修改已经满期的合同条文。对过去在福利、工资待遇等方面的过高规定作了修改，免掉了洗衣费、理发费、年关费和年关双薪。店员工人通过一些合法的形式，灵活实行8小时工作制。这些实际措施的落实，激活了各级工会组织，百分之七十的工会重新挂出牌子并开展活动，其中织布和制糖、樟脑的三个行业，工会会员比以往有所发展。
回到瑞金后，刘少奇与陈云交换了在汀州调查的情况之后，陈云又在瑞金、宁都走访了几十个基层工会，听到了不少有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在很多方面脱离苏区的实际、带着浓厚的“左”倾教条倾向的反映。两人进一步取得了共识，认为修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已刻不容缓。刘少奇对陈云谈出了他经过深思后形成的观点：“综合地说，《劳动法》的一些重要条款，在苏区还行不通，必须加以修改。一是规定了过多的休息时间，这与战争环境是不相适应的；二是规定了过高的工资待遇，不但加班和休息日、纪念日工作应发双薪，连参加苏维埃的选举会议或上法庭作证都发全薪，哪有那么多的钱？三是提出了过高的福利要求，厂方和店铺担负不起。总而言之，苏区的生产水平还很低，无论国营经济还是集体经济，包括个人企业，赢利都不多，按《劳动法》那些规定，根本承受不了，负荷不起，一定要加以修改。”
陈云同意刘少奇的看法，颇有同感地说到：“是这样的，执行《劳动法》那些标准过高的条款，加重了厂方的负担，也严重限制了工会工作的发展。”
1933年3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38次例会采纳了刘少奇、陈云的建议，决定对《劳动法》进行修改，纠正一些脱离实际的过“左”条文，较为妥善地处理了厂方与工人、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缓解了劳资矛盾，避免了工人大量失业的危机，使工人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都得以兼顾。修订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施行后，稳定了苏区的公营工厂和私人企业，有力地促进了苏区经济的发展。
刘少奇在指导工会和继续深入调查的过程中，对“左”倾作法在经济建设中的危害，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他连续在《红色中华》、《苏区工人》、《布尔什维克》等报刊上，发表了《在改订合同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来改订合同》等7篇文章。同时，还在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多次会议上，对苏区的工会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主张，严肃地批评和抨击了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普遍存在的“左”倾错误，针对性地提出了纠正措施。刘少奇曾语重心长地讲到：“这种‘左’的错误领导，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是对于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莫大危险”！
人们惊喜地看到：在工会战线，苏区内也有人像毛泽东一样，敢于旗帜鲜明地抵制“左”倾错误。
提出“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主持制定《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
以刘少奇、陈云为领导的全总苏区执行局，始终立足于中央苏区实际，坚持以正确路线指导工会工作，使苏区的工会工作走上了置于党的指导、服务于苏维埃中心工作的正确轨道。
针对苏区的国有工业企业参照红军的做法实行军事化管理，在厂里的重大管理与决策上，政委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厂长却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多数工厂没有建立经济核算制度，原材料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生产不讲成本，不计盈亏，生产出的产品质量把关不严，不少产品报废；工人不分技术的高低，工作的好坏，报酬一律相同等弊端，刘少奇提出了一个人们闻所未闻的新颖主张——“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