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跟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参加国际会议二十多次。 她曾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七局局长。 她曾被史学家们称为“中国第一翻译”、“顶级翻译”和“领袖人物翻译”。
她就是毛泽东的英文翻译俞志英。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俞志英的事迹被编入了由中共中央中直工会编撰的《共和国奠基人・中直机关卷》。
同为浙江海盐澉浦镇人,本文作者三次进京采访俞志英的儿女及俞志英曾接触的相关人士,得到许多珍贵材料,经过两年努力,整理出约十五万字史料。今特别挑选一些故事和珍贵图片,呈现俞志英的传奇一生,纪念她为共和国的诞生和成长作出的特殊贡献。
成为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
俞志英1911年7月18日出生在浙江海盐一个千年文化古镇――澉浦镇一户殷实人家,祖父是一个精明的工商业主。父亲从小到上海“学生意”,自学成才,精通英语,20世纪20年代就考入英商创办的保险公司工作,收入丰厚。俞志英五岁时就随父亲在上海读书,先后就读于爱国女中附小、启修女中、中西女中,后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这些学校都是由美国基督教会主办,以英文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课,再加上俞志英勤奋好学,天资聪颖,在学校读书阶段,英语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正是英语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使她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1938年夏,俞志英从金陵女大毕业。为了去延安参加革命,她精心设计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她先加入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并以女青年会干事身份去了四川成都,做职业妇女和家庭妇女,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她创办图书室,组织读书会,组织妇女为前方抗战将士做棉衣。她建立戏剧歌咏队,深入成都郊区温江等地宣传抗日救亡,并取得成都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的大力支持。俞志英的爱国热情和杰出的工作表现,引起了成都地下党的关心和重视。
1939年3月,在金陵大学同学、地下党员周楠和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同志的妹妹赵茹南介绍下,俞志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
因斗争形势变化,俞志英在西安工作期间,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生存和寻找党组织,她参加了中国劳动协会,并以西安宝鸡申新四厂为基础,创办“劳工托儿所”、“工人医疗所”等公益性机构,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和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的重视,旋即被提拔为中国劳动协会工人福利部主任。后又被朱学范聘为英文秘书,这为她在新中国成立前十余年的地下工作创造了条件。
“潜伏”在朱学范身边
中国劳动协会是1935年经国民党政府批准的国民党统治区极少数的合法群众社团之一。它的负责人朱学范原是上海邮电工会的负责人,又是上海滩青帮头子杜月笙的门生、反动组织“毅社”的头头。中国劳动协会是中国几个黄色工会组织中最有影响的社团之一,幕后由国民党势力和青帮所支持,其组织人员也极为复杂,政治倾向是反共反苏,抗战前它是跟着国民党跑的,但在“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民族矛盾的发展,国内条件的变化,朱学范的爱国抗日思想不断增强,劳协的政治倾向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政府对劳协采取的是一拉二压的政策。
为了争取朱学范弃暗投明,周恩来副主席决定派刘宁一同志具体负责朱学范的统战工作。中共上海工委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选派一位干练而又能接近朱学范的人协助刘宁一。最后决定派时任朱学范英文秘书的俞志英协助工作,这是一项特殊使命,要非常秘密地进行,也十分危险,绝对不允许暴露自己的身份。
俞志英作为朱学范的秘书,办事认真,为人正派,深得朱学范的信任,他平时如朋友一样对待她,大小事情都委托她去办。这些都为俞志英的统战工作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党组织通过俞志英对朱学范的思想变化了如指掌,并不断改变策略指导俞志英做好统战工作。
1946年年底,国民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并要求中共派代表参加大会和提交代表名单。国民党未经各党协商,擅自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企图实现一党专政,受到中共和进步人士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中共断然拒绝参加,民主同盟也表示“决不参加一党‘国民大会’”,而身兼世界工联副主席、又是名义上代表中国工人组织的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的朱学范,此时的倾向显得举足轻重。如果能动员朱学范站出来,反对和抵制“国民大会”,无疑将会给国民党一个沉重打击。
根据周恩来副主席“必须不失时机,想尽一切办法做好朱学范的工作,争取朱学范先生站出来抵制国大”的指示,刘宁一和俞志英商谈如何做朱学范的转化工作。此时国民党也找到了朱学范,他们软硬兼施,威逼朱学范就范,以拉拢手段邀请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参加“国大”,逼迫他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国大”召开,并将解放区工会从中国劳协工会中排除出去。朱学范表示这件事要慎重考虑,没有表示同意。这一切都落在俞志英的眼里,她知道,虽然朱学范没有同意,但在国民党的种种压力面前,朱学范正处在矛盾和痛苦之中。俞志英马上约见了刘宁一,对朱的矛盾心理和所受国民党的压力作了详细汇报。
为了解除朱学范的疑虑,刘宁一和俞志英商量后作出了一个大胆举动,将香港出版的反映我党观点的《解放周刊》中刊登的中共拒绝参加“国大”声明的内容介绍给朱学范。当朱学范问及俞志英此书来历时,俞志英为了不暴露身份,谎称在马路上碰到一位从香港回来的金陵女大的同学给她的,内容与当前形势有关,所以请他看一看,朱学范信以为真,并认真阅读,使他对形势有了很深的认识……
俞志英终于做通了朱学范的工作。为了打消朱学范的顾虑,也为了他的安全和前途考虑,党组织建议朱学范先到香港去。朱学范此时沉思良久。俞志英明白,此时朱学范心里一定很乱,他的这一举动关系到今后的前途,声明一发,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就彻底决裂了,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这无疑是一场生死抉择。朱学范轻轻地说:“你们的建议,让我再考虑一下。”临别,他对俞志英和刘宁一说:“好,让我认真考虑一下,我一定会下决心的。”刘宁一要俞志英这几天尽可能和朱学范待在一起,有情况立即汇报。
第二天上午,朱学范把俞志英叫到他的办公室,把国民党政府邀请他于1946年11月15日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的请柬给她看。又把中文秘书叫来,提高嗓子对他说:“你马上到中央航空公司去订一张去南京的机票。”中文秘书疑惑地问:“先生,何时走?”朱学范不假思索地说:“当然要订在‘国民大会’以前,不要耽误我去参加‘国民大会’。”朱学范反常的行为,当然瞒不过机敏过人的俞志英,俞志英知道这不过是朱学范当着她的面做给国民党那帮子人看的。接着,朱学范皮包一夹,叫俞志英跟他出去。在外滩一家常去的咖啡馆坐定后,朱学范问俞志英刚才这幕戏演得怎么样,俞志英会心地笑了起来。此时俞志英断定朱学范决心已下,不参加这次“国民大会”了。这预示着他与国民党反动派正式决裂了。接着,朱学范托俞志英办好离沪前的几件事,他们就分手了。俞志英立即找到刘宁一,把朱学范决心已下,准备发表一个声明以后即离沪去港的打算告诉了刘宁一。刘宁一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周副主席正等待朱学范去香港的决心。事关重大,我立即向周副主席汇报,请周副主席就朱学范去香港以后的一系列问题作出指示。”
11月10日晚上,刘宁一和俞志英紧急约见朱学范,朱学范开门见山地告诉刘宁一:“我已经下决心立即离开上海去香港。”于是他们开始一起商议声明内容。刘宁一早已拟定了一个腹稿,他一字一句地念出来,由俞志英记录下来,整理成文,请朱学范审定。朱学范逐字逐句地将二百多字的声明念了一遍,表示同意发表。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朱学范由俞志英和中文秘书陪同去上海虹桥机场,登机去香港。俞志英按事前安排分别将朱学范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声明送往中文和英文报馆发表。国民党政府看到朱学范的声明时,朱学范早在我党香港负责人章汉夫等人的安排下,住进了中共香港分局书记的家中。此事给国民党反动政府以沉重打击。
后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朱学范在他的《我的工运生涯》一书中,多次写到当时俞志英对他的帮助,但他当时真的不知道俞志英就是潜伏在他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
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
1949年,俞志英到达河北西柏坡,她第一次见到了多少次希望见到的毛主席。这时,史沫特莱等一批外国友人也来到西柏坡。俞志英将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
那一天,俞志英接到通知,说今天毛主席要接见外宾,组织决定由她给毛主席当翻译,要她做好准备,并告知其要注意的有关事项。作为英语翻译,俞志英觉得凭自己扎实的英语基础,无论口译、笔译都不存在问题,但她的心情还是十分紧张。
清晨,俞志英早早起了身,梳理了头发,换了一件清洁的军服,尽量使自己显得整洁、朴素、端庄。上午8时半,她在负责外事的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史沫特莱下榻的地方,然后一起乘吉普车前往毛主席的住地。
毛主席早已在书房外等候。他与大家一一握手后,一边微笑着对史沫特莱说“欢迎你到西柏坡来”,一边把大家让进书房兼接待室。大家坐定以后,毛主席亲切地问俞志英:“今天你给我们当翻译?”
俞志英点点头说:“是。”
“你叫什么名字?”主席接着问。
“俞志英。”
“哪个俞?”
“人则俞。”
“名字呢?”
“志气的志,英雄的英。”
主席笑了:“好!有志当英雄,做个女英雄。”
俞志英看着毛主席和蔼可亲的笑脸,紧张的心情一下子舒展开来。
接着,毛主席又对史沫特莱说:“那次你把我烟瘾很大也写上报纸了……”
听了俞志英的翻译,史沫特莱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你的记忆真好。”
毛主席说:“言归正传,我们就讲讲我们即将建设新中国的事吧。”接着,毛主席从抗战胜利一直讲到当前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打败国民党政权、建立新中国的设想和组建联合政府,实现民主政治等一些重大政治问题。毛主席博学多闻,不时引经据典,史沫特莱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毛主席的主张。整个会见在极其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着,就像老朋友在商谈问题。俞志英一口纯正的英语以及正确的表达方法,使宾主双方沟通很好。毛主席很满意,对俞志英的出色表现很欣赏。但俞志英觉得第一次给毛主席做翻译也有不理想的地方,毛主席那浓重的湖南乡音,有时俞志英听不清楚,因此还闹出了笑话。毛主席讲“世界上……”,俞志英听成了“石家庄……”。毛主席听出来了,俞志英红着脸笑了。
这一次为毛主席做翻译后,俞志英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为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给毛主席当英文翻译打下了基础。直至“文革”前夕唐闻生、王海蓉等同志上阵,俞志英才停止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当翻译的工作。
杯酒醉总理
俞志英1946年与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相识后,就常常因为工作原因与周恩来接触,后来又跟随他多次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时间长了,相互了解了,在一起时就感到分外亲切和坦然。
有一次,俞志英作为随员和翻译随同周总理一起出国访问,前往过去曾是“兄弟”国家,如今却变成“对手”的国家。访问期间,总理与该国首脑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期间双方观点分歧很大,谈判论争十分激烈,几轮下来,彼此观点很难达到基本共识。经过几天唇枪舌剑,周总理感到很乏力,心情郁闷,不思饭菜。代表团的同志都非常着急,大家看着总理那焦虑的神情和疲惫的身体都非常心疼,但总理是一个不注意自己身体的工作狂,他不听工作人员的劝说,仍然在办公室翻阅文件,寻找资料,书写下次会谈的提纲。于是大家找俞志英商量:听说你很会喝酒,请你想办法把总理灌醉,好让他得以休息。俞志英也非常希望总理好好休息,以应战下一轮会谈,她见大家一脸无奈,就说:“行,但我手上的工作怎么办?”大家说:“你手里的工作我们会找其他同志代办,你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找总理喝酒,而且要让他喝醉。”
于是,俞志英走进总理办公室。总理见俞志英突然到来,便问道:“小俞,有什么事吗?”
俞志英笑笑说:“听说总理很能喝酒,而且酒量不小,我也能喝酒,今天我是来和你比酒的,不知总理敢不敢比?条件是,你喝一杯,我喝两杯,怎么样?条件还可以吧!”
俞志英的话把总理逗笑了,也许他认为此时可以借酒提神,于是马上舒展开紧锁的眉头,惊讶地说:“你居然敢与我比酒,还要两杯拼我一杯,俞志英,你别开玩笑噢!”
俞志英见总理终于露出了笑容,便紧追不放:“怎么样,敢不敢比?”
总理见俞志英一副认真的样子,差点笑出声来。
“比吧,比吧。”俞志英催促着。
总理真的乐了,大声对工作人员说:“拿酒来,两瓶。”
总理真的和俞志英喝起了酒。总理喝一杯,俞志英喝两杯。两瓶喝光了,又拿来两瓶,喝得总理感到不行了,又怕俞志英喝坏身体,不得不叫停:“行了,行了,小俞,我算服你了。”说完放声大笑,工作人员趁机扶他回宿舍休息了。总理真的让俞志英灌醉了,呼呼大睡了一整夜。俞志英更是睡到第二天傍晚才醒过来,工作人员告诉她,总理已两次问她醒了没有。俞志英听后觉得很不好意思,她庆幸下轮会谈在三天以后进行,否则真的要误事了。
晚年,当有人向俞志英提起那年“杯酒醉总理”时,俞志英仍感到当时自己的“荒唐”,为灌醉了周总理而深感内疚。当问到怎么能有如此大的酒量敢与总理比酒时,俞志英苦笑着说:“那是地下工作环境造成的,为了适应这种环境,应酬国民党高层和他们的太太,我不得不逼自己有了大酒量。”原来,俞志英长达十余年的地下工作,经常接触国民党高官以及他们的太太,常常为完成某项任务,被迫与他们猜拳饮酒,久而久之,也就有了大得惊人的酒量。
1998年,俞志英走完革命的一生,与世长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悼词中,称她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为开展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是我党优秀的外事干部,是一位令人爱戴和尊敬的老党员、老干部,我党外交战线上的一名优秀战士。她的事迹编入《共和国奠基人・中直机关卷》。■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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