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21日，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同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两党一成立，就都加入了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彼此成为兄弟党。在中共领导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意共都给予了有力的精神和舆论支持；对于意共的斗争史，中共也给予了肯定和尊重。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意两党关系一度中断……
附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意共领袖陶里亚蒂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工作报告。报告对当时国际局势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个体系“能够共处”、“进行经济竞赛”；认为防止战争是可能的，“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认为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和平过渡”，而不一定采取十月革命式的“暴力过渡”。在大会最后一天，赫鲁晓夫还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推行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国家公开披露出来。6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
对于赫鲁晓夫的做法，中共和意共的态度泾渭分明。
身为西欧最大共产党的总书记，意共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积极响应赫鲁晓夫，重申其不同于十月革命道路的“结构改革论”：“我们在我国国内形势下所采取的整个行动，无非是把争取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伟大斗争转化到意大利国内。”这个“整个行动”，就是所谓“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也就是所谓通过“结构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还发表文章抨击斯大林时代苏联党和国家的种种不是和错误，客观上附和了国际反苏反共潮流。
对于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的一唱一和，中共和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毛泽东完全抛开个人对斯大林的不快，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表达了中共和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中共和“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的赫鲁晓夫、陶里亚蒂拉开了距离。同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又点了陶里亚蒂的名：“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对于赫鲁晓夫、陶里亚蒂提出“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不以为然又深以为忧：“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由于在批判斯大林及实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迥然态度，中共和苏共、意共产生严重裂痕。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苏共、意共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共产主义阵营维持了表面的团结。但是，自苏共二十大以后，陶里亚蒂等提出批判个人崇拜不能限于表面，而要从政治体制上寻找深层次的原因。对于意共追随苏共的反个人崇拜呼声，毛泽东是极其不满的。
莫斯科会议，陶里亚蒂认为毛泽东“疯狂”；在批判南共联盟上，中共、意共分道扬镳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党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语出惊人：“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对毛泽东的这番话，以陶里亚蒂为代表的意共非常不解甚至认为他“疯狂”。
当时，东欧许多国家都想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西欧许多共产党也想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从维护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角度说，中苏两党对此都是不赞同的，中苏两党都希望用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来规范这些国家和这些党。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好些党都说自己的党是马克思主义，要建设自己党的牌号的社会主义。波兰党认为自己有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党也认为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意大利党更是这样，他们主张多中心，认为各有各的社会主义，不能强求一律。对于意共的“多中心”论，中共认为是不顾大局，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在毛泽东和中共的眼中，以陶里亚蒂为代表的意共等党，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搞的是“修正主义”；在陶里亚蒂的眼中，毛泽东和中共则是无视时代的发展变化，完全从本本出发，搞的是“教条主义”。由于各方“心有千千结”，在最终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中，中、苏、意等党相互矛盾着的主张都被包容了进去。
但是，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在批判南（南斯拉夫）共联盟过程中，中共和意共又出现了不和谐之音。
1958年4月中旬，苏共的《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署名批判文章，拉开了全面批判南共联盟的序幕，中共很快也加入战团，将南共联盟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在中苏两党的号召下，一场世界范围的批判南共联盟“修正主义”的斗争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58年底。从批判的具体内容上说，南共联盟的所谓“修正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承认和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不承认和不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是要摆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很显然，南共联盟的某些观点，和意共不谋而合，“今天看来也是一家之言”（胡乔木），但当时中共和毛泽东却认为是“大逆不道”。所以，中意两党对南共联盟的态度各异。在批判南共联盟时，意共和苏共保持一致：一方面注意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仍保持着党际关系，所以从趋势上看批判的力度越来越弱。与苏共、意共相反，中共在批判南共联盟时，从一开始弓就张得比较满，而且影响到两家之间的关系，从趋势上看批判的力度越来越强。除批判的言辞十分激烈之外，中国还将驻南大使伍修权召回，南斯拉夫也随后将驻华大使召回，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降到代办一级。对于苏共、意共在批判南共联盟态度上的逐渐软化，中共是十分不满的。比如，中共多次批判南共联盟纲领是为了“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就是针对苏共、意共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对于中共的不满，苏共、意共心知肚明，彼此的不满在积累。
陶里亚蒂指责中共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原则立场，中共忍无可忍
时间飞快地进入1962年。这年10月，中国被迫对印度进行边境自卫还击作战，重挫印度军队。同月，苏联和美国间爆发古巴导弹危机，苏联背着古巴与美国达成妥协。在中印冲突中，苏联包庇印度，说中国“冲动”、“好战”；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中国批评苏联向古巴偷运导弹是战术上的“冒险主义”、背着古巴与美国达成妥协是战略上的“投降主义”和“抛弃各国人民独立的事业”。本来，中苏相互指责不关意共的事，但陶里亚蒂却插上了一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