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与转换
摘要: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目的的产物,它服务于国家整体需要与长远规划,而国家发展战略和目的是在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随着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经济发展方式就要适时进行相应调整和转变。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赶超经济发展到经济主导下“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再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以创新与完善制度建设为载体,其转换是一个长期、复杂与适应的过程。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又快又好;又好又快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003-03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赶超经济发展到经济主导下“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再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通过分析上述三种经济方式的形成背景、主要特征,旨在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的演进顺序,并从中得出一些转变经济方式的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内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穷困面貌,此时人们从心里认为新制度应该比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要优越,而这种优越性的体现就是要创造出比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要高得多的生产率,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把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摆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把提高工业总产值及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视为评价发展成效的主要标准,这符合这一时期的主流发展观①,也有前苏联的发展模式所起的示范效应②。
“多快好省”,这是1958年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明代表性概括。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对这一总路线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社论强调:“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才能最终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国内看是这样,从国际看更是这样”。
于是,原本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多快好省”,逐渐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在实践中导致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超英赶美”时间表的变化最能突出地反映出我们是多么急切地想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57年11月首次提出:“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1月提出:“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3月提出:“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1958年4月提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1958年内部提出:“七年可以赶英、十五年赶美”,1958年6月16日提出:“五年超英、十年赶美”,1958年6月17日提出:“两年超过英国”。
1958年的“大跃进”,使GDP增长率为21.3%。超高速的经济过热增长是通过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和农业的支持获得的,不久就遇到供给面的生产资料供给紧张、工业消费品供给紧张、粮食供给紧张三大“瓶颈”制约,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之后几年经济增长全面回落。其中以1961年最为明显,增长率为-27.3%。其他方面的效果也不理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结构、经济效率、经济成果公平分配没有明显改善。在以积累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十分缓慢;广大农民更是被割裂在经济增长体系之外,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究其原因,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过于重视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恰当地把生产力层面的制度建设提升到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把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的生产关系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甚至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发展,结果“南辕北辙”。
我们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称之为经济主导下的,是因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经济发展方式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这是我们对前一阶段经济发展方式的辩证扬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1981年底,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效益”问题,指出:“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将“效益”放到经济发展战略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工作时强调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首次提出了“又快又好”发展的问题。随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同时,提出“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同时加进了“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
为了给“又快又好”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扫清障碍、提供动力和保障,必须要进行思想解放,把经济发展中不应该掺杂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剔除,同时进行体制改革为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制度保证。为此,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回避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新一代领导人将生产力提到了一高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方面将生产力标准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它暗示我们可以采取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手段,能采用一切先进发达国家的知识、经验与技术,包括一些先进的发展体制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微观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将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到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问题上。受此影响,各级政府纷纷把能否领导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执政业绩的重要评价标准和考核、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这种干部业绩观和考核观,一方面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短视行为,增大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使得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结构失衡、环境成本过大等诸多负面效应;另一方面,造成过分重视经济建设而忽略其他方面,造成经济增长与人们普遍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不同步,形成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民幸福指数、满意度反而降低的悖论。
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体制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围绕“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次进行,后一阶段着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所有制改革。它们主要是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优化所有制结构,塑造出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市场主体。通过这种发展体制的根本转变,有效地激活了中国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神话。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二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三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四是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不和谐性。问题显示,在一定意义上说,快速增长已不是难点,而如何让经济发展得更“好”,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