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1898年间“国体”与“政体”概念的演变
摘要 道咸以降，伴随译介西学而来的史地著作、“公法”书籍、报刊文章当中，“国体”与“政体”各有不同的涵义，时人并未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后来日本的“国体”、“政体”辗转传入中国，“国体”主要是论述推崇天皇的观念，较为少见，“政体”则内涵不一，常见的用法是指称立宪、共和等政治形式。总体而言，“国体”、“政体”到1898年仍是相对独立的两个概念。此后，日本法政知识中关系错综复杂的“国体”、“政体”二词迅速影响国人的认知，“国体”与“政体”的纠葛随之产生。
关键词 国体 政体 西学 东学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3-0098-10
1912年2月15日，中国刚刚实现了由帝制而共和的鼎革，“浩如”投稿《盛京时报》，有针对性地讨论：“共和为国体之一，而或以为政体者，此不明国体与政体之区别者也。”在他看来，“国体”因统治权所在的不同而有君主国与共和国之分，“政体”因统治权作用方式的差异而有专制国与立宪国之别，二者截然不同。“浩如”的立论更有现实的考虑：“共和乃国体，其优胜之点，即在元首不世及。夫元首不世及，则不患无治人。至于政治之善恶，又当视其政体以为转移。”言下之意，政治的好坏是“政体”问题，与共和“国体”无关。此论说反映出时人对“国体”、“政体”是什么以及二者之异同的认识并不统一，而且这些不同的观念已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与实践活动，故实有必要考察“国体”、“政体”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历程。目前，学界对“国体”、“政体”在近代的演变已有所研究，相关论著也讨论到概念衍变的时间、思想渊源和过程等问题。但因受后出观念左右，既有成果往往对“国体”、“政体”随时空变化而不同的涵义及其背后具体的历史关注不足，也较少提及所指与“国体”、“政体”相同或相近的其他概念，由此留下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所以，本文试图在更加充分地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从无到有地梳理“国体”、“政体”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至1898年间的演变历程。
一、西学东渐与“国体”、“政体”
道咸以降，中外接触频繁，来华西人在中国士人的帮助下著书办报，国人也开始翻译外国书籍。西学由此进入中国，相关文本所见的“国体”、“政体”概念各有差异。
传教士刊物很早就使用到“政体”。1834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新闻说：“南亚墨利加列国已良久驱逐西班牙国官员，自操其权，惟政体未尚定着。”1837年又报道：“英吉利助军兵，不收钱粮，拖歉多矣，甚愿逸军回本国，若如此，诚恐串通作乱之徒倾覆政体。”两处“政体”似是对应西文，因内容简略，其涵义不甚明晰。该刊另有《自主之理》一文说：“我中国人慕英吉利国名，而未知其国家之政体如何。”继而写道：“各国立政，以安黎民，而诸政不同，英吉利权术与他国殊异”，其“国基为自主之理”，即“按例任意而行”。此文自称为中国人所写，实际应是和传教士合作完成，“政体”与如何立政相关。这或是沿用“政体”在古代的常见用法，涵义为政之大体、体要，如汉人荀悦《申鉴》有载：“惟先喆王之政……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贤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业惟敦，是谓政体也。”后来一篇介绍美国政治的文章写道：“遍国之地方，亦各立其政，如大统亦然，而各地方之政体皆统为一矣。”“政体”与包括设置“大统”在内的立政有关，且可以统一，这与其他用法不同。
1861年，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与华友宋小宋共同将初刻于1838年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修订成《大美联邦志略》。该书《建国立政》1卷说，在结束与英国的战争后，美国各邦派人“齐于边邦之都，会议开创政体”，在乾隆五十二年“政体乃定”。其主旨是：“兹我联邦之民，因欲联络永坚，一心公正，彼此平康，互相保卫，永利国邦，恪遵自主等务，特此会集：公同议定，开创政体，以为新国世守成规。”文章罗列完七条“政体”后说：“此即我联邦立政之始基也。”结合时间、内容等信息，可知所述为1787年费城制宪一事。加下划线的语句是美国宪法序言，“开创政体”对应establish this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换言之，“政体”对译constitution。《美理哥合省同志略》也曾提及此事，但用词有别：“时国泰民安，必须立首领，设国法。”“国法”应是指constitution，这可由《英华字典》对constitution的翻译佐证：“system of laws，国法、律例、定规。”《大美联邦志略》的译者从“立政之始基”的角度理解constitution，故称其为“政体”。1881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万国公报》上的《环游地球略述》中转载这段论述，并续录后来增修的十五条“政体”，说：“以上略述增修政体十五条，皆按前七条详叙，更觉前条有未明者益晓然矣，此即联邦立国之章程也。不论民主，不论公议堂，不论联邦官员会议何事，不得不确遵章程。”“章程”与“政体”交互出现，这说明constitution对应“政体”的译法并不稳定。
自1862年始，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与何师孟、李大文、张炜、曹景荣一起翻译惠顿（Hey Wheaton）的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后来清政府派陈钦、李常华、方溶师和毛鸿图助其润饰文稿，最终在1865年初以《万国公法》为名出版。是书多处出现“国体”。《论邦国自治自主之权》一章说：“若君权无限，则君身与国体无别，法国路易十四所谓‘国者，我也’，此公法之所以君国通用也。”“国体”即“国”，与“君身”相对，类似的语句还有：“盖约有属国体者，有属君身者。属国体者，即更换朝代，亦当守而不废。”而讨论“易君主变国法”与国家债务无关时则说：“盖其国犹然自主，则其国体仍在，所变者其迹，非其体也。”“国体”即国之体，与其迹相对。讲到“君身虽在他国疆内，他国不得捕拿拦阻其过疆”时又说：“盖明知其君过疆，不可弃其君威，伤其国体，故不归他国管辖。”“国体”与“君威”有关。这几处“国体”的内涵明显不同。查对底本，相对于“君身”的“国体”对应state，区别于“其迹”的“国体”对应the essential form of the state，与“君威”有关的“国体”对应the dignity of his nation，意思分别是今人所说的国家、国家的基本组织和国家尊严。从身与体、体与迹相对的论述来看，译者是借用躯体、形体的观念来翻译state和the essential form of the state。古代的“国体”亦可在躯体的层面使用，但所指不同，如汉代何休注《公羊传》说：“诸侯，国体，以大夫为股肱，士民为肌肤。”至于表述the dignity of his nation的“国体”，则与其在古代的另一用法有关。“国体”本可指国家体统、体面，与国家尊严的内涵接近，如宋代陈次升奏弹范纯礼说：“押北使筵燕宾主，语言辄再及御名，颇亏臣节，甚累国体，遂使中国礼义之邦，为人臣者失尊君之道，取笑边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