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
摘要：
国际格局对战后非“正常国家”日本的战略选择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日本又积极运用国际格局为其大国化服务。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较快地重新获得主权国家身份，后又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大国目标。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转变，日本将之视為实现政治大国的“机运”，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其中努力发挥更大的责任和作用，同时在军事转型上进行摸索性突破，为全面大国化助力。伴随着多极化格局的深化，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日本更多的是感到压力和“威胁”，追求大国化进程明显加速，在军事“大国化”的转型上尤为突出。但是，日本在谋求大国化的道路上存在着障碍，前景并不乐观。
关键词：国际格局；大国；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5-0007-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5002
大国化是战后日本最突出的战略选择，并为多数内阁所追求。但由于历史原因，作为战败后崛起的国家，日本的这种战略选择及其发展又与国际格局密切相关。日本既被动地受后者的影响，又主动运用后者，这是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上表现出的突出特点。目前国内学界对日本大国化的研究已有不少相关成果①，但从国际格局演变的角度来研究的还不多。鉴于此，研究战后各时期内日本在不同的国际格局下，对大国化的谋求，揭示并分析两者之间的演进关系十分必要。
一、两极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的萌发
战后初期，战败投降的日本被剥夺主权并受盟军管制，尚无余力放眼思考国家战略及发展目标。在占领体制下，驻日盟军指导日本进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解散军事机构、废除军事法令；逮捕并审判战犯嫌疑；剥夺军国主义分子公职以及解散军国主义团体；禁止军事科学研究和军需生产；颁布《日本国宪法》和通过其他一系列制度性法规等。同时，日本也被剥夺其他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外交权，在恢复独立之前不存在外交[1]。这些措施是美国建立在彻底削弱日本的战略考量基础之上的。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颁布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强调最终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2]，将日本改造成一个“现代而毫不重要”的国家即可[3]。
但美国的这种对日政策并没有持续太久。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及冷战的形成，改变了美国的对日政策，也改变了日本的进程与方向，并为日本追求成为政治大国创造了一定的外部环境。冷战伊始，为了在东亚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开始转为扶持日本，立意把日本打造成强有力的反共堡垒。驻日盟军认为“共产主义威胁”已经取代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成为“头号敌人”[4]，日本将对亚洲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强烈的影响，提出把当初的方针彻底改变为新方针的时刻已到来[5]。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委员会主席凯南的报告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NSC13/2），为美国把日本留在西方阵营奠定了政策基础。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日本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关系。在这样冷战的两极格局下，日本逐步获取重新迈入战后国际社会所需的政治身份。1951年9月8日，在冷战格局影响下签订的《旧金山条约》，结束了美国对日长达7年的军事占领，使日本重获“主权国家”地位，并成为其谋求政治大国的身份起点。该条约的第1条即申明各盟国承认日本人民对于日本及其领海有完全的主权。日本的国内政治也发生和战后初期不同的变化，各内阁进行了一系列反民主化措施，包括解除之前被剥夺公职者的处分等，使大批旧政治家重返政坛等，逐渐为建立在保守体制基础之上的大国目标做政治准备。
充分利用冷战格局下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尽量减少军事开支来缓解经济压力是日本的重要策略。朝鲜战争是国际冷战在亚洲的热战表现，杜勒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访问日本，他催促吉田茂首相成立日本军队[6]，但是吉田反对立即大幅重整军备。由吉田奠定的这种“重经济，轻军事”的路线，后来被称为“吉田主义”。高坂正尧指出“吉田主义”是“非介入政策”，会“使日本降低紧张程度”[7]。“吉田主义”使日本的防卫开支大大减少，直到1995年，日本的防卫开支只占GDP的096%，远低于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8]，这又为日本后来的经济复兴创造了条件。此外，美国积极帮助日本进行战后经济重建，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的“特需”对日本经济的刺激等，至1955年，日本主要经济指标均已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1956年7月17日，日本经济白皮书就宣称已经走出“战后”。此后，又经历了“岩户景气”“伊奘诺景气”，日本经济景气现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两极格局下日本对大国化的谋求，主要体现在追求成为政治大国上。伴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实现，日本认为其已完成对欧美发达国家“坂上之云”的追赶，加上国内政治变动下保守思潮的涌动，日本开始公开表露要成为政治大国[9]。1970年9月18日，外相爱知揆一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要求重新考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1983年5月，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提出，日本要对西方安全承担责任。中曾根后又在群马县对选民说：“今后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10]，明确提出“政治大国”的目标。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外舆论对“政治大国”的提法很反感，为了避免不良印象，1983年8月，中曾根在自民党干部轻井泽研修讲话中，把“政治大国”的提法更改为“国际国家”，策略地转移国内外视线，但其实质还是追求成为政治性大国。
日本还努力在地区关系上扮演主导角色，试图突破两极格局的限制。鸠山一郎内阁对苏外交在内的“自主外交”是日本试图冲破两极格局、尝试构建政治大国的一部分。越战期间，美国要求盟国共同对抗在越扩张的社会主义，但1964年组阁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顺应美国号召的同时，却也独立积极探索越南问题，日本尝试在越南减缓冲突，这种姿态也使其在所有越战参涉国中表现得较为突出。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表示不会再派更多美军赴越作战[11]，准备从越战的泥淖中脱身。美国对越的战略调整，给日本扩大在地区的影响提供了空间。1970年，日本外务省报告，强调愿意加强同北越的交流和联系，并期待和北越的首脑进行接触，表现出与美国的区别。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开始同中国进行接触，日本也迅速行动起来。1972年，田中角荣一首相上台，就宣布加快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强调自主地决定外交政策，日本政策的背后就有影响冷战格局及其走向的战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