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高统帅主动不授大元帅
毛泽东既是党的领袖，又是政府首脑，还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可谓雄才大略，居功至伟。授予他大元帅军衔，既是理所应当，也是众望所归。但是，毛泽东却虚怀若谷，坚持不授大元帅军衔。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史所处的历史地位、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所形成的崇高威望，决定他是大元帅的不二人选。毛泽东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打仗是被蒋介石“逼上梁山的”
毛泽东和大多数人一样，出生在一个极其平常、极其普通的农民家庭。毛泽东自己说过，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多大的志愿和抱负。他在同斯诺谈到自己的青少年经历时说：“我13岁时，终于离开小学，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他也曾对萧三说过：“我小时候，父母对我非常宠爱，希望我能好好劳动，发家致富。后来，看到我很聪明，又希望我好好念书，将来管家记账，甚至想到打官司的时候，写状子方便。有了文化，不求人，不吃亏。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多大的志愿和抱负，也没有想干出多么大的事业来。当时只能听父母的，特别崇敬母亲。母亲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并没有想到要去搞军事、要去打仗，更没有想到要成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从外表和气度举止上看，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军人，却像那个时代浪漫而又有些不羁的一介书生。正如他自己后来多次所说：“在1927年之前，我还是个白面书生，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当时，他最大的志愿，第一，想当一名教书先生；第二，想当一名新闻记者。他甚至设想“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那么，从来没有想过要搞军事、要去打仗的毛泽东，又是怎样走上打仗之路的呢？毛澤东多次说过，是蒋介石“逼上梁山的”。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原先都不是拿枪的，都是爱和平的人，有种地的、有做工的、有当教员的、有做生意的，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我没有准备拿枪去打仗，后来蒋介石不许我们活了，不许人民活了，我们就拿起枪杆子”，这就叫做“逼上梁山”。又说：“1921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在毛泽东看来，上山打仗并不是他的愿望，而是被蒋介石“逼上梁山”。从此，毛泽东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度过的。”1963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客人的谈话时说，他上山打游击，一打就打了22年，直到1949年才把蒋介石赶出大陆去。同年12月5日，他在与外国客人的谈话中又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度过的，一共打了22年。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回忆说，对于军事我是懂得一点儿的。
1975年10月，已经82岁高龄的毛泽东对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自豪地说，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
毛泽东是完全有理由这样自豪和自信的。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华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度过的。从1927年9月领导秋收起义，引兵走上井冈山、点燃星星之火，一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打了20多年的仗。这期间正是毛泽东从34岁到56岁，完全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青壮年时期，也是他最主要的军事生涯时期。
“用兵真如神”之谜
毛泽东之所以是世界上最杰出而伟大的军事家，同他极为注重战争实践，善于从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分不开的。
尽管从学历上看，毛泽东只是一位中等师范毕业生，但从本质上说他确实是一位书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一生酷爱学习，与书做伴。他自己说过，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书不可以不读。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他都离不开书，读书成了毛泽东一生的嗜好。他认为，指导战争的人，对于一些兵书是应该要读的。但是，指挥打仗是最讲实际的，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实践。正如他所说：“开始打仗的时候，并没有读过多少兵法，更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靠《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来指挥的，主要是靠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
毛泽东特别注重从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他在一次同程思远的谈话时问道：“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当程思远回答说“不知道”时，毛泽东告诉他：“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仍然像是一位满身文人气息的书生，并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用笔杆子，不能动枪。”在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师仪式上，毛泽东身兼师长，以新鲜之感挎了一下匣子枪，并诙谐地对朱德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会师仪式一结束，他就把枪交给了警卫员，此后也就很少再拿枪。但是，通过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为他的军事思想形成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不仅注重总结自己亲身经历的直接经验，而且还十分注重总结别人的经验。毛泽东对战略形势的观察和进行战略决策往往能高于他人，主要在于他能集中群体的智慧，并能从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概括。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总结解放战争的经验时说过这样的话：“先向下级学习，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示，然后再下命令。中央领导的正确，就是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意见；各地如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发号施令，就只好吃饭。”
事实正是如此，毛泽东个人的许多高超的决策，都是与群体的智慧连为一体，密不可分。没有群体的智慧，毛泽东也是很难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的。
在大的战略决策上，毛泽东靠总结经验吃饭，在一些具体的作战方法上，毛泽东也是如此。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一军团打正面，那时还有四军、三军，可以打正面、打两路，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