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近两千年的翻译史中，归化的翻译法可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自刘英凯先生提出归化乃翻译的歧路这一论点，特别是孙致礼先生明确提出中国的文学翻译将从归化趋向异化以来，异化翻译法日益受到翻译界的推崇。但人们大多只对这一现象进行描述，却并未对其成因作出分析。本文试图从理性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翻译走向异化翻译法作一分析，以对这一现象有更理性的认识和更清楚的了解。
关键词： 文学翻译 归化法 异化法
中国的翻译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翻译活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文学翻译还只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情。按照孙致礼先生的观点，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在这一百多年来，先后掀起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头十年，第二次是“五四”后的十年，第三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真正繁荣的也就是50年代的十年），第四次是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但他同时又认为，就翻译的手法来说，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整整一百年期间，中国的文学翻译大致是以归化为主调；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翻译界受到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两种方法在中国渐渐趋向平衡；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导。［１］接着，孙致礼先生又对文学翻译一百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并论述了异化翻译的基本内容。然而，文中却并没有对文学翻译异化倾向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理性的分析入手，对这种倾向出现的原因作一分析。
首先，我们要对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作一定义。最早提出归化和异化翻译的是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但他只是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指出了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翻译者要么尽可能不打扰作者，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２］第一次给这两种方式命名的却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他在1995年出版的《译者的隐身》一书中将这两种方法分别命名为“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和“归化法”（domesticatingmethod）［３］。总的说来，异化法要求翻译尽量靠近原文，保持异腔异调，异风异俗，而归化法则要求翻译尽量照顾译文读者，使译文就像土生土长。总的说来，翻译到底采取何种策略和方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制约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主要可分为主客观两方面因素。
一、客观因素
1.社会因素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各种矛盾冲突异常激烈的时期。当时的中国国内有农民起义、民族资本主义要求改革和改良的呼声，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及官僚却仍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夜郎自大、故步自封。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一些进步学者纷纷进行各种翻译活动，但他们只将小说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认为它可以“怨世、诋世、醒世”，而并不看重它的文学价值或美学功能，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当时的社会趋势。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等，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介绍外国的思想、文化、制度，“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期振兴中国。虽然要“师夷长技”，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从统治阶级到普通民众对于外国及外国人均存在一种抵制心理，因此中国的学者在翻译时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归化的翻译手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同时，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关系，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对于外来的东西不再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使得文学翻译作品中保存源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异化翻译方法成为可能。而各国间政治经济上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对外国思想、文化、制度等的了解常常成为交流的一种必需，则使得这种可能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2.文化因素
虽然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但并不是一种平等的文化交流。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一定也会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中国人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但仍处在“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影响之下，反映到文化心理上，便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远非外国语言文学可比。当时中国许多文人对于白话文尚且嗤之以鼻，更何况是风格大异的外国语言文学。就连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理论的严复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翻译主张，“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４］，以达到译介西方先进的思想政治制度等的目的。
而改革开放至今，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得到充分发展，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因文化差异而造成了理解和审美障碍逐渐缩小，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兼容能力逐渐增强。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韦努蒂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他认为这种翻译在译语的文本中能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和实践，以抵御译语文化占据强势统治地位的趋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差异。”［５］受此影响，国内许多学者纷纷著书立说，支持异化翻译方法，认为人类文化具有多元性、平等性，应放弃文化中的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还外来文化以本来面目，才可能真正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在全球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影响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翻译者会采取异化翻译的方法来译介外来语言文化。
二、主观因素
1.译者因素
在翻译理论界早已对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有了相当的研究，作者也曾对此作过一些研究，认为译者的语言基本功、主观能动性及主体意识等因素都会对翻译产生影响［６］。具体就翻译方法的选择而言，译者的价值观、自身能力及翻译目的等因素都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
译者的价值观会在潜意识中影响着译者对译本的理解与诠释。在百多年前的中国，学者们大多坚持认为天下之大，唯中国文化独尊，并不认同西方国家的许多价值观念。比如1896-1919年发表于《时务报》的福尔摩斯故事中，译者着重描述了福尔摩斯的科学查案方法和重道德、维护法纪的精神，却删除了福尔摩斯使用毒品的习惯和用维多利亚女王的首写字母IJ作为练习射击的靶子这个怪癖，显然，因为吸食毒品和将一国之君作为射击的靶子这样的事情是译者的价值观体系中所无法认同的事情，因而有意地对其进行了删除。又如著名莎剧翻译家朱生豪先生在翻译《罗密欧与朱利叶》时，因为与西方对待性的价值观持不同意见，而将朱利叶思念罗密欧，不愿到死仍是处女的一段心理独白作了改动，使其变得委婉含蓄。总的说来，当时的译者在处理与自身价值观念相异的作品时，大多自觉或不自觉采取了归化的手法对其进行删改。而近二十几年来，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中国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对于外来的异质因素有了更多的理解及包容，因此，多年前饱受批评的“牛奶路”一词今天却不断有学者出来为其平反，认为这样才能真实地表现出西方文化的内涵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不失为一种异化的忠实的翻译。
译者自身的文化能力也影响着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只有对源语和译语语言及文化均有精深的了解才有可能区别其中的差异，才谈得上异化的翻译。而20世纪前后，中国的国门刚被西方列强强行轰开，中国的学界刚刚从唯我独尊的美梦中惊醒，虽然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译介西方文学的重要性，但却并不懂得西文，异化翻译其实无从谈起。比如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他的译著均是与他人合作的结果，虽然他也曾就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有过一些论述，但由于他对西方语言文学的理解不深不得不假手于人，难免会隔靴搔痒，不能有全面精确的了解，更不用说应用到译本中去了。再看当今社会，以林纾那样的方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方式几已绝迹，学者对源语及译语均能掌握，所不同只在程度深浅，因此才有异化的翻译作品的出现和增多。
最后，作者在翻译一部作品时，究竟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也会影响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20世纪前后的中国学者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大都为了醒世育人、振兴中华，因此多采用归化翻译，而今天的译者翻译本就为了介绍不同于中国的语言文化，当然会更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
2.读者因素
翻译的目的首先是给人阅读，因此，读者是否接受译本是翻译是否可行的衡量标准之一，而读者所处的时代及其主观上的阅读倾向也能影响翻译方法的选择。
20世纪前后的中国读者，大多对于西方国家一无所知，也不愿知。他们习惯章回体的小说而不愿阅读短小的散文，更愿意看到情节完整而生动的故事而不愿费时间于环境心理等的描写，无论是严复还是林纾，他们都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所译成的作品在当时都成功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喜欢，而稍后的鲁迅虽然也是文化大家，他所翻译出来的作品却乏人问津，因此他所主张异化的翻译始终无法在当时占据主导的地位，由此，读者对翻译方法的影响可见一斑。而在当今社会，在文化多元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读者本身已对异域文化有所认识，或者是希望能对异域文化有所了解，他们更愿意看到文学作品中保留其源语语言及文化，特别是与中国语言及文化的不同之处，使他们能开阔思想和眼界，在这种阅读要求下，异化翻译的作品越来越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合以上所述，21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是社会、文化、译者、读者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译作中应采取极端的异化法。实际上，不管持归化翻译的主张或异化翻译的主张的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都不可能绝对地只使用一种方法，我们所讨论只在两者之中更侧重哪一种而已。但可以预见，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更多倾向于异化的翻译手法。
参考文献：
［1］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1：40.
［2］Douglas Robinson.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9：229.
［3］Lawrence Venuti.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6：20.
［4］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10.
［5］王莉萍，张锦辉.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策略.滨洲学院学报，2005，2：59.
［6］彭欢.论译者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3：91-92.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