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本届领导集体提出的一个核心理念。我们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联系历史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要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的一般功能定位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功能的手段的历史变化；正确理解他们对打碎资产阶级国际机器后国家制度的设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发展。要总结苏联集权国家模式的成就和失败。要吸取中国在革命胜利后探索政治体制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中图分类号：A; D03; D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4-0004-10
作者简介：夏禹龙，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 200020）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本届领导集体提出的一个核心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由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是在一个单独的国家范围内提出的，它就必然与国家职能的正确定位和国家作用的合理发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在19世纪中、后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他们的国家学说的，而处于21世纪初的当代，其经济社会条件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相比，显然有了重大的变化。在当代条件下，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怎样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又怎样继承其精髓，并根据变化的条件加以发展呢？这是本文联系历史经验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的一般功能定位和
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功能的手段的历史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家的产生，它的性质、特征、功能及其消亡，都有一系列的论述。其中说明国家何以产生及其所必须具有的一般功能的有代表性的论述，就是恩格斯的一段话：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①
这段话告诉我们，国家之所以产生，是为了使“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而国家的一般功能就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功能也不例外。从它们达到“缓和冲突”而使用的手段来看，不外乎两种，即“大棒”加“胡萝卜”。
所谓“大棒”，就是国家通过它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包括“武装的人”及其“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等①，对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进行镇压，以制止冲突的扩大。所谓“胡萝卜”，就是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软化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从而缓和冲突。
这两手相互补充、交替使用，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情况，会有所侧重。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年代里，年轻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②。那时，资本主义国家“缓和冲突”的主要手段是，举起“大棒”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反抗进行镇压，而较少使用给予“胡萝卜”的另一手。鉴于这一情况，同时也由于当时已形成的革命形势，包括1871年巴黎工人起义和成立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已把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权作为革命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国家的作用时，重点强调其“大棒”的一手，而很少涉及其“胡萝卜”的一手，也就可以理解了。
事实上，在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生活的晚年，资本主义国家注意使用“胡萝卜”的一手，已初露端倪。当时，俾斯麦当政的德意志帝国正处于工业化迅猛发展的年代。到处是失业、贫困、饥饿、流浪和恶劣的劳动与社会条件，为生活所迫的工人们组织起来，开展经济和政治斗争，资产阶级面临无产阶级革命不断的挑战。俾斯麦为了巩固政权，压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运动，于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其中就将提高工人福利措施的政策作为阻止社会民主党人势力壮大的一种手段。他说：“（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徒劳无益，一旦人民发现其君主关心他们的福利……为了没有社会主义，要发展一点儿社会主义。”“必须在恢复帝国健康的原料中加几滴社会主义的油。”接着，德意志政府于1881年开始，陆续颁布了四个有关法律，开了世界上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先河。从这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实施，是在社会各阶级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各阶级妥协的产物。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力量的壮大和斗争的发展，资产阶级是不会作出这样的妥协的。
20世纪中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欧洲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进入了以“福利国家”为标志的新时代。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从20年代到30年代空前严重的波及到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危机，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降低了一半；又爆发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以千万计，更不用说物质方面的惊人的毁坏了。这样酷烈的三场人类浩劫，集中发生在不到50年的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使资本主义制度威信扫地，不能不引起各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反省。以“福利国家”为标志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欧洲开始形成的，它的实行首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有效地进行全国总动员，以丘吉尔为首相的战时内阁不得不向人民作出政治承诺，战后要实行普遍的社会福利保障，用美好的生活来回报人民。1941年6月，丘吉尔委托出任“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委员会”主席的威廉·贝弗里奇研究战后英国福利政策改革。1942年11月，贝弗里奇主持发表了题为《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的报告，提出了战后英国应实施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福利国家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政府把“贝弗里奇报告”作为自己施政纲领中的最重要的内容，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构成了英国关于社会保障的新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陆续生效后，英国首相艾德礼于1948年7月自豪地宣布：“英国已经建成福利国家。”①
随着英国宣布福利国家的建立和战后相关经济物质条件的具备，福利国家相继地在欧洲普遍地建立起来。福利国家是指，由国家为主体来提供对每一个公民社会权利的保障，其社会保障计划集全面性、国家性、集体性、义务性于一身。欧洲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总体覆盖率，大多数在90%以上。它们的公共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都超过25%。欧洲各国的高福利是依靠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支撑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因石油危机、经济全球化发展等影响而开始放慢，社会支出负担超过了经济的承受能力，因而不得不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不过，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社会制度，仍将在改革和调整中保持其生命力。
国家使用“胡萝卜”一手来缓和冲突，除了提供社会保障以外，还要寻找处理劳资关系的合适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