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是怎样提出来的
１９５６年，继年初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毛泽东相继提出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动员知识界加入到学术争鸣中来，鼓励民主党派对共产党进行批评和监督，允许媒体报道批评言论和争鸣文章。所有举措可以归结为一个主题：即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尝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以克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阴暗面，团结更多的人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毛泽东等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想法
１９５６年，中共政治上的调整，直接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然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关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新想法的产生，则直接与苏共二十大有关。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特别是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苏联的教训中，中共领导人觉察到了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端，希望通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来防范这些弊端。周恩来多次谈到制度问题。他说：“集权集得多也有好处，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搞起来了。但是，也有毛病，也带来了阴暗的一面，就是容易缺乏民主，忽视民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很容易生长出严重的官僚主义，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东西保留下来，甚至更浓厚起来。我们的制度要求我们不仅不能扩大和怂恿这种事情，而且要防止这类事情。”“忘记了民主，结果是滥用权力，强迫命令，官僚主义。”周恩来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７月８日，他在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时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已使国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可以扩大民主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正在从事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体制问题，以防过分集中所带来的缺点和阴暗面，也就是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也将便于我们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７月２１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系统地说明了他关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观点。他说：“我们处在国际紧张局势肯定地趋向和缓的时期中”，“世界战争推迟的可能性加大，便于我们争取时机加速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专政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大不同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估计，必须认识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性”。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他指出，专政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苏、美比较中，毛泽东等人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兴趣。据邓小平说，对于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类似的话毛泽东不止说过一次。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中有一段话，谈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毛泽东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不只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都谈到过这个问题。周恩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文献来发现问题。”刘少奇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甚至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为例，说：“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呢？”可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认真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形式的问题。当然，他们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某些民主形式严格加以区别的。
民主党派还需要存在吗
扩大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的民主党派与中共有长期合作关系。建国之时，中共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纳入新政权，形成了“联合政府”。第一届中央政府，６个副主席，民主党派有３个；５６个委员中有２３个民主党派人士。民主党派的组织也有所发展，吸收了一批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中上层代表人物。１９５１年１月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专门讨论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问题。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中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中共中央提出《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要求各大中城市在１９５１年协助民主党派发展成员一至二倍。１９５０年底，登记的各民主党派成员总计不到１．３万人，到１９５２年初，民主党派在国内成员的总数为３．２万余人，比１９５０年底翻了一番多。
１９５３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民主党派的前途成了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在１９５３年６月至７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党内出现了想利用普选的机会来排斥民主党派的“错误倾向”。他不得不在会上明确：“我们要把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导到社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机构中仍占有一席之地。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选出１３位副委员长，民主人士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等人。３６位国务院部委部长、主任，有十多位民主人士。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９日，毛泽东召集参加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内外人士座谈，专门谈到政协存在的理由及其性质。他说，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成立政协。政协不能搞成国家机关，但也不仅是人民团体，而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这事实上确定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体制。
在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民主党派是否继续存在，又成了一个有待明确的问题。既然认定“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代表着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实质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民主党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后，中共党内的怀疑和抵触情绪在上升。据李维汉回忆，党内不少人认为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终结，说“民主党派可有可无，寿命不长了，最多不过维持三五年也就完了”，主张要以斗争为主，“少统多战”。民主党派内部不少人也感到民主党派可有可无。在１９５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主党派人士反映：“宣传总路线以后，民主党派成员中对民主党派产生可有可无的思想。宪法公布后，虽有改变，但尚未完全解决。”上海有民主人士说：“民主党派工作干部认为自己好似锡箔店中做伙计，明知无前途，只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