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及实践
[摘要]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1937年），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完整的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力量，保证了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探索、研究毛泽东领导广大根据地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总结其制定土地革命路线的成功的经验，对今天我党解决三农问题仍然具有现实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土地革命路线；形成与实践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这一时期，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领导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条完整的战争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毛泽东积极探索中国土地革命的主要实践活动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现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发动千百万农民自下而上地解决土地问题。井冈山革命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就开始了土地革命。从1927年冬开始，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分田斗争。1928年5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宁冈全县，永新、莲花的大部分地区，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都分了田。党的六大于1928年召开，会议通过了和《土地问题决议案》、《政治决议案》，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要没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没收其土地，也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为总结1927年冬到1928年冬土地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该法对推动井冈山土地革命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是我国第一部代表农民利益的法令，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进步意义。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共8条。其中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使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原则性的修改，它进一步明确了土地革命所打击的主要对象和依靠的主要力量。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很多关于调查研究、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著名论断。后来，毛泽东又亲自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就这样在中央苏区所辖各县铺开了，各地都成立了领导查田的贫农团，层层布置任务。特别是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按照剥削的时间、程度等来详细区分。为了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1933年9月，毛泽东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划分富农与地主的成分作出了明确分析。可见，这些斗争和实践为土地革命总路线的提出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实践来源。
二、领导制定土地革命的总路线
1928年党的六大以后，各革命根据地根据六大的精神，逐步在实践中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共六大纠正了“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指出应“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农民使用”；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还明确提出：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强调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它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土地革命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在斗争实践中经过摸索和总结，逐步形成了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
到1930年底、1931年初，各个革命根据地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解决了关于没收土地的对象、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方法、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以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等基本问题。发动农民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满足无地少地的农民的土地要求。在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各个革命根据地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深刻变革。
可见，土地革命总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土地革命运动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并成为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毛泽东领导土地革命路线的成功经验及现实借鉴
首先，调查研究是土地革命路线形成的基本保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科学方法，任何科学正确的理论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共产党也是如此。
古田会议以后，毛泽东就利用红四军正好分散的机会，在寻乌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与进行寻乌调查同一个月，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就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典范，他总是站在实践的周围，用实践来说话办事。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分田的实践都来源于调查研究和群众的创造实践。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在分田的过程中，大多数富农把持肥田，如果只把一些坏田出让给贫农和佃农，会直接影响到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于是制定了“抽肥补瘦”的分田办法。这一正确的土地分配方法，正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成果，在土地革命过程中，通过实地考察，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接触，毛泽东又写下了一系列著名的调查研究报告，为党中央了解土地革命斗争的情况，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2]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切从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出发，根据农村的生产力实际和农民的思想实际，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不断地将群众中的各种意见收集起来，经过反复比较，制定方针、政策，再将这些方针政策回到农民中去，经过宣传、解释，化为农民群众的实际行动，并在贯彻执行中检验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