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与发展指向
政治发展道路是历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有着自身的]变轨迹,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政治发展道路也是具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应基于具体国家的政治生态系统,遵循着自身的]进逻辑,具有独特的动力推进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未来取向,必须进一步确立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理念,必须探索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发展模式,必须培育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伦理,必须构建适应网络时代的民主政治发展机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历史逻辑;发展指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9-0190-06
胡伯项(1965—),男,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刘浩林(1973—),男,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江西南昌330031)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项目编号:08KS10)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
政治发展道路是具体的。就全球范围而言,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应该是各国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政治发展实践的产物。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初步成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在政权制度上,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城乡社区,实行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政治现代化模式既有别于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话语大相径庭,是完全中国化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为了更好地坚持这一道路,本文在考察其形成]进轨迹的基础上,阐述了它的现实特征,并描绘了这一政治发展道路的未来发展取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轨迹
政治发展道路也是历史的。从历史进路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可以看到这一道路经过了党和国家几代领导集体的探索与实践,有着自身的]变形成轨迹,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一)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或者模式问题的探索,严格意义上讲,自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已开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开始思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架构了。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很适合的,我们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1](P135-136)及至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再次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P147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曾很大程度上照搬苏联模式。1955年底,毛泽东察觉苏联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情况,就在党内首先提出了“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3](P69)1956年初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等事件被揭发出来后,毛泽东说 : “要引以为戒 ”,“老房子不尽如人意,需来一番改造了”。[3](P23)此后,随着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存在问题的充分暴露。毛泽东开始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走自己的路,不能把书本当教条,也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成为全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十大关系中有四对涉及民主政治建设,围绕这些关系,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真知灼见。其中许多见解成为长期指导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方针。比如,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几个党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3](P34)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有过正确审慎的探索。但颇为遗憾的是,他未能坚持住这一正确的方向。反右运动开始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实践遭到挫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初步形成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邓小平首先从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重新予以思考。早在1979年3月,他就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P3)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并不断深化,其间遇到了政治体制的阻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问题开始突出。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问题。从1985-1987年上半年间,他多次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地感觉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4](P176)并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4](P164)一方面,邓小平极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同时,邓小平对中国政治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有着充分的认识,对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式、方法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邓小平一直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具体化,要进行总体设计,要有一个蓝图。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不确定性,邓小平着力倡导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江泽民坚持了邓小平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更为系统的政治发展理论和主张。江泽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中:一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二是改革的目标是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基层民主,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三是坚持不懈地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以不断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四是改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能否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五是不能丢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要根据我国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六是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5](P144)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此次会议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在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上论断,事实上已从宏观层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轮廓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