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肖扬身上，充满了长者的宽厚与智者的敏锐。
在肖扬身上，充满了长者的宽厚与智者的敏锐。中国现代律师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司法救助制度的确立以及人民法院的一系列改革，这一切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都与改革者肖扬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并曾有故事片以他所办理的一宗案件为蓝本。
公检法都曾留下过自己的身影
2005年大年初二，沐浴着浓浓的春意，肖扬到故乡广东河源视察工作，并向河源的父老乡亲们致以亲切的问候。肖扬先后到源城中山公园“天下为公”牌坊、源城区人民法院、河源文化广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等地视察。
在河源中学旧址（今上城小学），肖扬见到了自己中学时的老师张子华和王彩来。师生见面，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肖扬紧牵着两位老教师的手，来到学校操场，不禁感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河源中学地处城区南端凉帽山下、新丰江畔，依山傍水，环境幽雅。校园山水相映，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堪称小鸟的天堂、学子的摇篮。 在河源中学，肖扬充分肯定了该校致力抓好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素质的做法。他说，有高素质的教师，才有高素质的学生，教育的振兴在于教师。肖扬在河中栽下一棵树，谓为“知识树”，寄望河中创建一流名校，河中学子勇闯高校门槛。
2005年，广东省河源中学建校90周年。这年9月，肖扬在接见进京拜见他的学校有关负责人时向母校校庆送上了一份厚礼——由肖扬亲自主编的书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案大系》各一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本书。
“我很小就离开了老家，几十年都在外面。但家乡的印象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穷乡僻壤，山清水秀。穷，是穷出了水平的，但我非常爱我的家乡！”接受记者采访时，肖扬回忆起家乡山山水水的点点滴滴。
2007年2月13日，肖扬回到母校广东惠阳高级中学。青年时代，肖扬在这里度过了3年高中生活，1957年毕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回到阔别近半个世纪的母校，牵着老校长和恩师的手漫步校园，回忆起当年的学校生活，看到百年芒果树依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肖扬满怀深情地说：“我心情很激动，许多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感谢母校和老师对我的培育！”
在与学校领导班子座谈时，肖扬听取了校长作的学校工作情况汇报。获悉惠高教育教学质量稳居惠州前列，并且建起了新校区，学校在校生人数由48年前的1000多人发展到今天的近7000人，目前正积极创办国家级示范高中，肖扬高兴地说：“惠高校风好、治学严，这种传统一直传承下来了。希望母校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我在广东惠阳高级中学念高中的时候，因为惠州距台湾、香港很近，有很多‘敌特’在那里活动，学校就选择一些人维护社会治安，维护学校秩序。当时我被选为治安委员，了解一下社会动态和学校动态，不知不觉地觉得做这个很有意思，我的班主任老师就认为我学法律合适，我就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先是坐船去广州投考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因为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是单独招生的，我是法律系第一个报名的学生；回到惠州后又参加了统考，报考的是中山大学的法律系和历史系。”当年，肖扬同时被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录取，在二难之间，他是如何选择的呢？“我先是被中山大学历史系录取了，报到学习了20天吧，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通知书才收到。当时人大的报到期已过十几天，中大也明确告知，去可以，但若人大因逾期不收，中大也不会再收我。我咬牙退学，决定到北京来赌一下，实在不行，就明年再考一次。到人大后，什么也没说，我被录取了。”
40多年前，当他毅然从另一所重点大学退学，北上投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之时，这位来自粤东山区的客家子弟，大约也没想到，自己的进取之路会达到今天的境地。
2004年6月19日，肖扬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一起认真听取了著名宪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许崇德教授就现行宪法修订问题所作的专题讲座。讲座结束后，肖扬说：“得知许老师的讲座定在今天上午，我昨天特地提前从外地赶回北京。我今天坐在这里听许老师讲课，十分激动，倍感亲切。40多年前，我在人民大学上学时就听过许老师的讲课！”身居高位的肖扬讲的这番话，令在座者也感到他的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
出生于广东河源客家山村的肖扬， 他一生的确富有戏剧性。大学毕业后，做过法学教师，后任职县公安局，“文革”中受审下放劳动，复出后当过公社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地委副书记；直到20世纪80年代，偶然的机遇他才归队政法界，曾先后担任过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司法部部长。
一般人不知道，当年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法干校教员的肖扬在讲台上的时间并不多：“我的学员都是在一线工作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干部，当时因为中印边境战争爆发，他们就都回去维护当地社会治安或上前线去了。学校几乎没学员了。我觉得闲着没事干挺难受的，我们上不了战场。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要求回到自己的老家广东去，没想到就那么痛快，前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就办完了调转手续。”
谁又会想到，肖扬调转到广东省曲江县公安局的手续中竟夹有一份致命的“黑色档案”：“因为我的一位小学老师，一直资助我读高中的那位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了。他们怀疑我跟他有政治上的瓜葛，是他们培养的右派‘黑苗子’，所以就给我来了一个鉴定：此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
于肖扬，人生最失意的时候就算“文革”期间被审查的时候。“曾经受过审查，原因是两条：一是资助我读书的老师被打成了右派，让我说清楚他有什么阴谋，我无法说清楚。我始终相信，他是好人不是坏人，他讲过的那些话简直不能想象他是右派。二是公检法砸烂了，造反派说我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我自己也摸不着头脑，觉得莫名其妙。但我还是很自信：第一，我没什么问题。一个穷孩子还会反对共产党吗？第二，我满腔热情想把自己学到的一点知识贡献给自己的国家。因此，在最不利的环境中，我也没有放弃继续学习钻研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