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天安门城楼走马上任 1964年国庆日。天安门城楼大厅。 “主席，您要找的吴连登同志来了。”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领着吴连登。向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的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望望吴连登，对吴旭君笑笑说：“我们见过，就是那个盐城人嘛!”
原来，早在1960年。吴连登就由家乡调到中央办公厅服务处工作。这个十九岁的毛头小伙。个头不高，开口就笑，眼里有活，洋溢着穷人家孩子那种勤快和淳朴。久而久之，毛泽东也就记住了这位盐城人。
“我请你到我家里帮帮忙，行不行啊?”毛泽东用商量的口吻说着，显得很随和。“我怕我……做得不好，要请主席……多批评。”毛泽东摆摆手：“我那里要说事情多，有时也真的多，有时也没有多少事情。”“我一定好好工作!”吴连登立即保证。
吴连登，1941年出生在江苏盐城市建湖县芦沟镇一个农民家庭，1958年走出农门，来到盐城江淮农具厂(今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当翻砂工人。1959年被盐城地区行署推荐到人民大会堂当服务人员，1960年经中央警卫局筛选，到中南海工作。吴连登到毛家“帮帮忙”的头几年，仅是做一些杂务：搞搞卫生，收拾收拾主席卧室的衣物，整理整理主席的图书，再就是管理毛家唯一的杂品房，吴连登称之为“仓库”。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堪称“中国一号仓库”，可以用寒碜来形容。里面一没金银首饰，二没豪华服装，更没有外国元首赠给毛泽东的任何一件礼品。“仓库”里排着几只木柜，里边放着这样四部分物品：一是毛泽东的旧衣旧鞋旧袜和几套供换洗的衣服；二是毛岸英的一些书籍及衣服等遗物：三是江青的一些衣物；四是一些很小的布头、破毛巾、小毛线球等。可别小看这些零七碎八的破烂，它们还派上过不小的用场呢!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均为一级，为六百元。60年代初困难时期，毛泽东决心与人民共渡难关，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工资降为三级，即四百零四块八毛。于是，那些小块的布头、破毛巾、小毛线球纷纷走出仓库发挥作用，补到了毛泽东的衬衣、毛衣、睡衣和毛巾被上。不过，在这个“中国一号仓库”里，也有几件像模像样的东西：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做的大衣、深色中山服、礼帽、皮鞋等。他回国后从来没有再穿过，成为这里最珍贵的摆设。
吴连登是1968年担任毛泽东家的管理员的。他管理什么呢?这么说吧，在毛家，几乎没有他不管的事。他要负责管理毛泽东、江青的工资及其日常支出：他要负责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保证安全；他要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不离左右；他要管理江青和孩子们的家务杂事……
他刚到毛家，毛泽东就说：“我们相互之间要称同志，这种感情比什么都深。”平素有事。他总是一口一个“吴连登同志”，有时玩笑起来就没准了，时而称他是“咸城人”、“身边一盏不灭的‘灯”’，时而会说“把‘咸城人’找来”、“把我那盏不灭的‘灯’找来”。江青则叫他“管家的”。按毛家家规，李敏、李讷等则叫他“叔叔”。
毛泽东大发雷霆：要“穷”得硬气
吴连登初进毛家，虽说国家已度过困难时期，但日用品依然严格按计划供应。别的都好凑合，就是这肥皂――吴连登每月仅有可怜巴巴的半块，洗脸洗澡、洗衣都得用，实在不够。当然，若以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身份便利去搞点，别说半块。就是十块也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是被毛泽东严格禁止的。
机会来了!吴连登将要跟随毛泽东去外地巡视。他心想：主席禁止吃喝早有所闻，用点肥皂牙膏总可以吧。
无奈，毛泽东早有指示：“我们每到一地，要尊重地方的领导和同志，不要搞特殊，不要给地方同志找麻烦。”他首先从自己做起，能带的都自己带上，盖的铺的穿的用的，包括牙膏牙刷肥皂，吃的喝的，包括油盐酱醋茶，统统带上。吴连登凝视着一只只收拾停当的帆布包，心想：主席都这样，我们还有什么说的。毛泽东的做法彻底打消了他趁外出省点儿肥皂的念头。
他很快就清楚了毛泽东这铁的纪律是缘自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毛家整风”。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耳闻：他身边工作人员收了地方一些诸如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这天，他将跟随他参加过长征、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召上庐山，指示道：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风!
汪东兴回到中南海后，对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认真进行整风。通过调查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步摸清了收受土特产问题，形成一份材料呈报毛泽东处置。
“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统统给我滚蛋，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大发雷霆。他说到做到。不久，在汪东兴的主持下，对毛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人员调整。
事情到此并没有打住。毛泽东根据那份材料统计的情况作出决定，凡是他身边工作人员收受的土特产一律作价，从他的稿费中扣除，向有关省市退赔，共计三万多元。工作人员们虽然自己没掏腰包，但毛泽东这一有理有节有情有义的举措，对他们乃至吴连登这些后来者的教育却是终身难忘的。
毛家入不敷出，难煞了管家
吴连登说。主席自20世纪60年代初将工资降为三级后，一直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没有调过。主席常常入不敷出。
那么，吴连登是怎样支配毛泽东的工资的呢?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工资是挺可观的，可几下里一分就没有了。党费十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等费用八十多元，这是每月必交的；生活费方面。自己的每月伙食费百元左右；还要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十五元，慢慢加到每人二十五元，最后是每人三十元。另外，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他要付车费：再加上有时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这就已经超过了三百元。
毛泽东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
毛泽东吸烟比较厉害。有时一天要吸两三包熊猫牌香烟，每月烟钱至少得几十元。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小的开支。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改抽雪茄。生产雪茄的烟叶由北京卷烟厂选配料，用白纸和糨糊糊成一盒盒，毛泽东抽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一边看书一边就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天下来要两三包。过量的吸烟，使得晚年的毛泽东咳嗽。气管发炎。医生建议少抽或不抽。可谈何容易!这位老人毕竟抽了好几十年了。少抽烟。开始他的身体很不适应，这个时候他就时不时地从茶几上拿起雪茄，闻一闻，放下，又闻一闻，又放下……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狠了狠心，将烟灰缸、火柴盒统统收了起来，以惊人的毅力于1975年戒了烟。
毛泽东每月得支出几十元钱用来买烟叶。
毛泽东喝茶同样惊人。每个月他要喝一斤多甚至二斤多茶叶，这又得从他的工资中支出三十多元。
毛泽东每年还有一笔不菲的支出。早在共产党创建初期，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借给他 几百块银元，资助其革命事业。毛泽东谨记心间，耿耿于怀。新中国成立后，每年春节的前两三天，他都要从个人稿费中取出两千元，亲派秘书前往章府送上，年年如此。一直到章老在香港逝世。
在吴连登的记忆中，毛泽东很少请客，偶尔为之时，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人士及同窗好友。没有请过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丰泽园开会到深夜，他会说：“今天会开晚了，我请大家吃饭――面条一碗。”只要听到他发话，吴连登等顿时忙里忙外，然后将一碗碗炸酱面或打卤面端上来。“你们吃你们的，不影响开会。”毛泽东望着众位战友吃着面条，接着说话。不用说，这顿面条，毛泽东会坚持从他的伙食费里支出。
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当时她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买柴米油盐、要请保姆、要买奶粉，再怎么省都不够。其父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他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她束手无策了，只好找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毛泽东阅后，不觉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哪好说个准数，就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同意从他的稿费中给女儿八千块钱。
吴连登没有将这八千元全部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头，再开口要就难了。他以李讷的名义存进银行五千，交给她三千。李讷感激得连声说谢谢叔叔的安排。
很明显。毛泽东几乎每个月都要拉饥荒。吴连登不得不过一段时间就给他写个报告，并当面汇报收支情况。毛泽东总是挥挥手，意思是不用说了，然后画圈批准从其稿费里提出一万元来补贴家用。
江青的工资和账目也归吴连登管。据他介绍，江青的工资先是一百多，后来涨到二百四十二元。她单独有一个伙房，做的菜一无山珍海味，二没生猛海鲜，也就是一些家常菜。但做得很精细。在江青的穿着上，吴连登说：“江青又想穿得好又没有钱，所以常常是长袖改短袖，白衬衣穿旧了染成灰色的，再旧了就染成黑色，她就这样把衣服改来改去、染来染去。我可是给她跑了不知道多少次洗染店。”
1974年的一天，在钓鱼台国宾馆。此前江青要做件小翻领西服，吴连登就从红都服装店请来师傅量体裁衣。这天，衣服做好后拿来了。江青试了试，很满意：“蛮合身，多少钱?”“一百二十元。”“这么贵?他们坑我!敲竹杠!”“人家哪会坑你?不会的。”“这衣服――我不要了!”“这是按你的身材做的，不要怎么办?”吴连登犯了难。“我不管，反正这么贵我不要，你要――你拿走。”吴连登哭笑不得：“我一个月工资三十多元，要得起吗?”“反正我不要。”江青把西服一甩。“你不要，我只好去找东兴同志了。”吴连登没招儿了。“你找去吧!”江青一脸的不在乎。“该从哪里开支呢?”汪东兴遇见这种情况也犯了难。吴连登说：“‘红都’还等着我结账呢!”汪东兴想了想说：“这样，我批一下，就从稿费中报销吧。”
这件西服到1976年江青进了秦城监狱，仍静静地躺在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室里。
那么，江青每月工资二百多元，又没什么负担，怎么会捉襟见肘呢?原来，她酷爱摄影。要购买摄影器材，要购买胶卷相纸……而这些东西都是从新华社买来的，为此，她欠了新华社不小的债务。这天，新华社又催还江青欠其的七千多元债务，汪东兴和吴连登犯了难：继续拖下去吧，人家都催好几回了；那就还吧，可江青的账上已经进的少出的多了，拿什么还?他俩思之再三总算想出这么几招：一是在此前数月，林彪给江青提了级，工资涨到三百八十四元。毛泽东把她批评一通，恢复了原工资。这增加的数百元可以用来顶债：二是发表江青摄影作品的稿费填进去：三是让江青把多余或暂时不用的摄影器材作价给新华社：四是从毛泽东稿费中补其不足部分。最后，数管齐下，总算把江青的这个窟窿给补上了。
当1976年9月吴连登将毛泽东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供人们瞻仰时，在这位老人的身后，没有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没有金银珠宝，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的遗嘱：在这位老人的身后，只有他终生酷爱、痴迷的八万多册书籍!只有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归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酬一百二十多万元(后经安排，他的子女每人分到八千元)。
这就是领导了近十亿人口、时间长达二十七年的共和国领袖的家当。
那么多的礼品，却没见过毛家人动一指头
“主席，这些礼品都是送给您的，吃了用了都是应该的。”吴连登劝道。
毛泽东耐心解释：“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说起世界上一些国家元首送给他的贵重礼品，那真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金银器皿、象牙制品、民族工艺品、土特产……真是应有尽有，不仅有地球上的，连月球上的石头都有。
毛泽东处置这些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归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是水果，送幼儿园；是几包茶叶，送身边工作人员。吴连登从来没听毛泽东说过将水果、茶叶送给江青，送给自己的孩子们；逢到土特产品量大时，他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讲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连同卖的钱一块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
金日成对毛泽东怀有特殊的感情，几乎每年都给他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适。他就让秘书开列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其他领导人。
每当这时，吴连登总是想到毛泽东的几个孩子。她们太清苦了，还不敢向毛泽东请示，每到这个时候，他只能向汪东兴建议留点水果给他们。
大概在1964年，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有侨胞为了表示感激之情，送给毛泽东的燕窝重达三十一点五公斤。燕窝之珍贵人所共知，对此，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秘书徐业夫试探地问：“主席，是不是家里留一……”毛泽东不等他说完就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一点儿都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三十一点五公斤的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十多年后的1975年，年迈的毛泽东已经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渐渐衰竭，身体日渐衰弱。吴连登就向张耀祠提出要给毛泽东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七两。经汪东兴批准，这七两燕窝由吴连登打了收条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毛泽东在汤里加一点儿。 不过，延安人民送来的一点小米、红枣、花生等杂粮，毛泽东却从不拒绝，照收不误。他喝着延安的小米粥，脸上往往流露出欣慰的笑容。有时候，他又一言不发，专注地看着老区送来的杂粮一动不动……
毛泽东说：我身边有盏不灭的“灯”
毛泽东说吴连登是他身边的一盏“灯”，是说他的服务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而吴连登为此付出的艰辛也的确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毛泽东的饮食起居有很大的随意性。正如吴连登所言：“主席有时看书审阅文件忘记了饥饿，连续二十多个小时不吃饭。在他老人家看来吃饭是为了延续生命。”
当然，毛泽东的饮食起居也有规律可循。通常下午一两点钟起床，先喝一杯隔夜茶，再喝一碗用开水煮的麦片粥，算是“早餐”；晚上9点至12点，当人们纷纷就寝时，正是他老人家开“午饭”的时候；清晨6点前后，却是他吃“晚饭”的时间。他的生活习惯同平常人整个倒了一个个儿。
毛泽东只有服安眠药才能入睡。有一回，他连续工作了二十几个小时，服安眠药后吃的饭。不料，药性很快发作，筷子没放下就睡着了!这下可难坏了护士和吴连登，让他老人家趴着睡肯定不行，让他上床睡又叫不醒他。他俩合计来合计去，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高大的毛泽东抬到了床上。
无论酷暑还是严冬，毛泽东总是盖毛巾被(冬天盖两条1睡觉，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还要开半扇窗户。一旦睡不好觉或睡一会儿就醒，他首先就问“开窗子了没有”。如果忘记开窗子，他醒来会不高兴地说：“屋里氧气不够。把我憋醒了。”所以，吴连登等不得有丝毫大意和怠慢。
他这样与众不同的饮食起居，使管家吴连登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饮食上，他在中南海机关食堂就餐。给毛泽东开饭时，他只是先吃上一口，咸淡如何，是否安全。起居上，毛泽东工作时，他要随时听从召唤。毛泽东休息后，他还要骑着自行车上街买菜，江青和孩子们的事情也得不时地管一管。他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连轴转，根本就没有时间睡上一个安稳觉。多数的日月只能瞅个空儿打个盹儿。睡觉时还得请人甚至让中南海总机话务员准时叫他。
毛泽东晚年患白内障动了手术，不怎么能看书了，吴连登和卫士周福民又增加了一项工作――放电影。他俩担心放不好，建议由中南海放映师来放。毛泽东摆摆手说：不用。还是你俩放。他俩只得去现学。在会客室里挂起银幕，架起放映机……
“主席，机器出了故障，请您休息休息，一会儿再看。”吴连登连忙解释，并建议，“我的技术不行，是不是请放映师……”主席仍摆摆手，耐心地等着他俩检修。不一会儿，灯灭了，银幕上的故事又在延续……
“银幕上怎么一片白呀?”他掉过头问。直到此时，这才发现吴连登已经进入了梦乡，忘了换带子。毛泽东好心疼，不忍心叫醒他。
毛泽东吃东西很随意，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他常年一天两餐，荤素搭配，每餐最多四菜一汤，量特小。他不让浪费。有时饭粒掉在桌上他捡起来就吃。他喜欢吃河沟里的小鱼小虾，吃糙米杂粮，特别喜欢吃玉米、红薯。尤其是他到了晚年，特别喜欢吃小时候吃过的东西。毛泽东除了爱吃大肉外，一生特别喜欢吃鱼。江河湖海池塘里的鱼，红烧清蒸油煎干烧都行。他曾对工作人员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喂鱼，回报它们。”
至于吴连登对自己的那个小家、对妻儿的照应，不说也能估计到。他家离中南海也就不足一站地，走路十多分钟就到。可他却是几个月回不了一趟家。这也罢了，妻儿尚知道他在中南海，反正一切都习惯了，从不指望他分什么忧、解什么难，只盼他别累着别委屈别出什么事就谢天谢地了。最让妻子焦心的是他的“突然失踪”，数日里没有书信，没有电话，音信全无，有时竟长达七八个月，让她牵肠挂肚，寝食不安。
所以说，对毛泽东的“那盏‘灯’”的评价。吴连登当之无愧。
吴管家必须要说的话
往事如烟。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好多年了，吴连登也离开毛家多年。但是，毛泽东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无数次喃喃自语：“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人民的心目中，是伟大的领袖：在我们这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眼里，是我们这个家庭中的一位慈祥的老人。”到今天，吴连登依然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说――
主席有这样的失误，那样的错误。但是，他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非常喜欢搞个人崇拜。有这样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可以说明。
这天是他的生日，但党有规定，不给领导人祝寿，主席带头这么做。但每逢12月26日，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还是要向他老人家祝贺生日。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我按照当时的习惯，说：“毛主席，我们祝您万寿无疆!”主席看看我，说：“是成城人啊!”我说：“是吴连登。”主席又说：“是我身边那盏不灭的‘灯’啊!”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笑过，主席又严肃起来：“刚才那句话是屁话。”听主席这么说，我好紧张，心里想不通：大家不是天天在喊吗?怎么是屁话呢?大概是主席以为我接受不了刚才那句重话，就接着说：“哪有活一万岁的?人活一百岁就不得了了。”他望望大家。“你们谁能给我找出一个活了一万岁的’”
还有一次，主席要看我国原子弹爆破成功的纪录片，也许是氢弹爆炸的纪录片，我记不太清了，我几经周折从总参借到。当放到爆炸成功的场面时，画面上出现了群起欢呼“毛主席万岁”的盛大场面和高喊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镜头。我们看得正来劲时，主席却挥挥手，说：“不看了，不看了。”我看到他老人家一脸的不高兴。
外面有种说法，说主席是向来不认错的。我以为欠妥。有段时间，主席吃不好睡不好。我们不清楚是何原因，就问主席是不是饭菜没做好。他摇摇头，沉思一会儿说：“1958年，我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杀猪、砍树、大锅饭，还搞了一个打麻雀。再加上苏联逼债，一下就把国家搞穷了。我要负主要责任。”
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说几句。有人从生活作风上丑化主席。这也太不道德了。我可以肯定地说，毛主席的一举一动可以瞒得过江青、瞒得过他的孩子，但绝对瞒不过我们这些没日没夜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我以我的人格证明：主席的生活作风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能因为主席有过失误或有过错误，就可以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毛主席也是人，他的人格尊严同样应该得到尊重。我作为历史见证人，有责任向世人讲清楚这一点。吴连登说着这些“必须要说的话”时，一脸激情，一脸坦诚。
(本文图片由吴连登提供。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