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生新闻”应以“民”为主体,以“民生”为题材。因此,对“民”与“民生”的理解至关重要。“民”有“市民”和“农民”,而“民生”有“大民生”(“国计”)与“小民生”。而现实的“民生新闻”,却恰恰在这两点上存在误区:其一,可见“市民”而不见“农民”,这就使得农民在“民生新闻”中缺席;其二,多见“民生”而少见“国计”,这就使“民生新闻”流于形式、沦于琐碎。
【关键词】民生新闻 国计民生 辨析
当前,“民生新闻”的发展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在实际的业务操作中,“民生新闻”表现出两大缺憾:其一,可见“市民”而不见“农民”,这就使得农民在“民生新闻”中缺席;其二,多见“民生”而少见“国计”,这就使“民生新闻”流于形式、沦于琐碎。本文认为,在理论上,这主要源于对民生新闻的“主体”和“主题”的理解误区。
“民生新闻”应以“民”为主体,以“民生”为题材。因此,对“民”与“民生”的理解,就直接关系到对“民生新闻”的理解。“民”有“市民”和“农民”之分;而“民生”有“大民生”(即“国计”)与“小民生”之别,这是一对“孪生”概念,没有“国计”就没有“民生”,不见“国计”的新闻就不是真正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的误区,就在于用“市民”的小概念置换了“民”这个大概念,用“小民生”替代了“大民生”。
“民生”之“民”
现代社会中的大众媒体,是以城市为主要阵地,它的经济属性规定了它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因此,在城市中诞生的大众媒体,主要是以城市中的广大“市民”为目标受众的媒体。
在西方,大众媒介的诞生和发展是与工业社会的进程相适应的,它是19世纪末一系列社会变革的综合产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许多国家的胜利,为大众参政议政和言论自由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发展,使得贸易更加繁荣,信息需求快速扩大,同时,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实体,成为媒介所有者获利的工具;教育的普及与读者数量的增加、科技进步、交通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这一切最终使得“大众社会”的轮廓日渐清晰。工业社会的“大众”就是西方的大众传媒的目标受众。
这种模式与中国的城市生活相结合,从而诞生了中国的都市类媒体。然而,在中国,“民生”之“民”并不是工业社会的“大众”,而是包含了小市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概念。也就是说,在中国,“民生”的主体,是由城市中的小市民和农村中的广大农民共同构成的。因此,如果“民生新闻”要真正反映或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那么,“农民”就是一个不可回避、不可忽视的最主要的新闻主体。
从新中国诞生时人民在政治上的当家做主,到改革开放后人民在经济上的繁荣富强,几十年来,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三农”面临着新的时代条件和问题。而今天所谓的“民生新闻”,只是报纸和电视等大众媒体在节目形态和新闻内容上目光下移的一个开端,它是从关注城市平民开始的一种新闻叙事的转型,而这些大都与农民无关。因此,在当下的“民生新闻”中,农民一直处于缺席和失语状态。
“民生新闻”之“民生”
民生是人的生活甚至生存问题,具体而言,民生不是“个人”的生活问题,而是 “个人”背后的“国家大计”问题。晓娄在《对民生新闻发展趋势的思考》一文中认为,“民生”中“生”,可被视作民生新闻的内容层面,大众传媒对“生”的理解是统一的,可以概括为四点:生活(衣食住行),生存(生存权利),生计(国计民生),生命(尊重生命,人文关怀)。①
现在的“民生新闻”所关注的“民生”,只是浮在“市民”生活表面的问题,即老百姓都“看得见”的与之直接相关的问题上。以《南京零距离》等为典范的“民生新闻”一开始正是以一些人人都“看得见”的市民生活素材为报道对象,因此备受欢迎。然而,“民生新闻”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未免过于肤浅。
“民生新闻”在以小市民的生活为对象的时候,的确是一大进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新闻媒体的反映现实和舆论监督的效用。然而,具有“引导”功能的新闻媒体,本身就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且,社会的“注意力”作为一种资源也是十分稀缺的。如果媒体对民生的报道过于侧重在与市民直接相关的问题上,则会忽视了更多、更大的间接相关的问题。它的潜在后果就是,使民众的眼界局限在狭小的生活世界,而对影响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周围环境变化一无所知。事实上,由于舆论监督的空间有限,因此,媒体也在新闻监督中进行了避重就轻的委婉表达。
“民生新闻”应如何关注“民生”呢?首先,民生新闻要以“民”为对象。这个对象,既是服务对象,也是表现对象。其次,民生新闻要有平民视角。民生新闻要从维护平民的利益出发,解读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件与民生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第三,民生新闻要有以“小”见“大”的视野。它虽然反映的是“小事”,但它后面要投射出一个群体、一项政策或一部法律等等“大事”。这既是民生新闻的使命所在,也是新闻资源的有限性的要求。
“民生新闻”之流弊
其一,鸡毛蒜皮,不能以小见大。在“民生新闻”报道中,只在报道的技术层面讲究其叙述的艺术,而忽略了故事背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忽略了问题背后的问题。应该说,“民生新闻”可以有两个方面的效果:第一就是要反映民情民意,提出问题,反映“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以及“民”的所思所想和利益诉求。第二个层面,也是根本的层面,就是要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原因,并促成问题的解决。而“东家长、李家短”的琐碎,往往连第一个层面的效果要求都无法达到,更不用说要达到第二个层面了。
其二,隔靴搔痒,未能碰触实质性问题。一些“民生新闻”把“民生”故事化,又将故事煽情化,或者迎合受众的某种心理认同,让受众产生“自己受到关注”的幻想。其实质,并不是为了解决真正的“民生”问题,而是把“民生”包装成为一种商品,从而使其蜕变成为电视台盈利的一种工具。
其三,侧重负面,“打抱不平”,在报道基调和内容上陷入误区。“揭黑”、“批评”、“打板子”并不完全是“民生”。事实上,是不是“民生新闻”,与它的报道向度没有关系,正面报道也可以做民生新闻。“民生新闻”的责任就是促进和改善民生,是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件做出理性的分析,一味地做“批评报道”,以为“舆论监督”就是“民生新闻”,这只会导致应该关注的大问题得不到关注。
其四,缺乏平民视角。一些民生新闻俯视、同情大众,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情结。而且,在话语构建过程中,弱势群体被放到了展示台上,形成了一种话语暴力和话语歧视。而民生的真正解决,不是要把媒体自身塑造成“包青天”,而是要调动民众的权利意识,让民众成为实现“民生”的真正主角。
其五,倾情城市,遗忘农村。忽视了农民的利益诉求,也不是真正的“民生”。媒体的生态决定了媒体的生存法则,一般而言,收视率和广告机制决定了媒体的经济属性。媒体对观众的要求,就是要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这样,它才能把观众卖给对其感兴趣的广告商。而农村的广大农民因其消费能力的限制,而被一些媒体排斥在了利益序列之外。这样,农民始终处于话语缺位状态。我们所看到的“民生新闻”,是市民的“民生”新闻,而不是农民的民生。虽然“村村通”使得农村的信息接收不再困难,但由于媒介的内容生产严重脱节,因此使得“村村通”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由此,我们要认识到“民生新闻”在发展中的局限,应不断从报道技巧、报道视角等方面着手改善报道质量,加强报道效果。要加强经济现象剖析、加强建言式舆论监督,同时,要向深度报道发展、向时政领域延伸。②
参考文献
①晓娄,《对民生新闻发展趋势的思考》,《新闻导刊》,2008年第2期
②潘瑞凯、刘爱莲、郑大俊,《民生新闻:如何从“小民生”向“大民生”转变》,《传媒观察》,2009年第1期
(作者: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