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确立的合理性]传播学奠基人

  【摘要】施拉姆在其著作《传播学概论》中提出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说法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有中外学者对其提出异议。本文试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从传播学学科建立的时代和理论背景,探讨施拉姆确立四大奠基人的合理性。
  【关键词】施拉姆 传播学 四大奠基人
  
  一、对“四大奠基人”的异议
  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卢因被施拉姆确定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在学界已经是一个常识。国内的传播学教科书称,“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他们是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1。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等书中也都有引用。
  罗杰斯在其《传播学史》中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学术“神话”。虽然他们“的确在开创传播学领域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创始人,其中有几个人就构成传播学来说,具有与这4个人相等同或更加大的影响”。罗杰斯列举了施拉姆、帕克、阿多诺、香农、维纳和默顿等人,而且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帕罗阿尔托学派等促成传播学方面重要进步的学术团体“都是被有关四个奠基人的神话所忽略的理论团体”,这“是对传播学史的一种严重的简单化的做法。”2
  而黄旦认为罗杰斯在他的《传播技术:社会中的新媒介》一书中,清楚地勾勒出了美国传播研究从来源到制度化的发展图,但惟一的美中不足的是“上面没有李普曼”,他希望将李普曼“置于芝加哥学派和四个先驱者之间,构成芝加哥学派、李普曼到拉斯维尔等的历史链条”3,“芝加哥学派或者霍克海默们也未必就辱没了门庭”,至少芝加哥学派无论如何是够格的。4
  
   学者胡翼青则认为,施拉姆之所以对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作用熟视无睹,与其说是施拉姆与芝加哥学派“一种理论上的分歧,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因为“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都参与到二战为美军宣传服务的研究中来,成为美国政府的‘御用’学者”,代替了“以社会传播为主导”芝加哥学派成为研究主流。5
  二、传播学诞生的时代背景
  罗杰斯在批评施拉姆的同时也指出:“施拉姆很少提到已经身处传播学领域的那些传播学者,他更愿意通过声称现存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中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实际上是他的同事的途径,来赋予传播学以合法性。在政治上,这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因此,人们能够理解施拉姆为什么会构建出四个奠基人的神话:它与传播学出身名门的想法是相一致的。”6
  也就是说,施拉姆想通过“挂靠”当时流行的学科并与其著名人物“攀亲”的方式来使传播学获得纯正的血统,为传播学在美国的生存打下基础。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策略,不光是施拉姆和传播学,对一些晚近形成的社会学科的创建人来说,要想使这门学科生存下来,都是要苦心积虑想点策略的。
  1、“老爸”布莱尔与新闻学的创立
  “老爸”布莱尔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闻学教育的开拓者,他以威斯康辛大学为基地,使新闻学最终在美国大学被广泛接受。
  布莱尔的策略核心是强调新闻学的学术性,他通过对研究的日益强调“来改造新闻学院的途径,帮助新闻学院生存下来”。“在将新闻学推进为一个合法的大学学科方面”,他坚持“将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一种职业教育来教授。”7
  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将新闻学与其它现存成熟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结合,因此布莱尔的新闻学观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个4年期的大学生课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闻课程、四分之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课程组成。”8而新闻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同样要求学生在学习历史、经济、政府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科学和文学的同时兼修新闻学才能授予。“布莱尔和他的弟子们相信,新闻学为了要在研究性的大学里生存下去,需要社会科学的基础。”9
  2、施拉姆与传播学的创立
  “所有创建一个新的科学领域的个人都必须对这个领域持有某种观念。施拉姆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盛顿形成了他的观念。他返回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着手开创他的传播学观。”10而这个开端基本上采用了布莱尔在开创新闻学教育上的策略。
  罗杰斯用“层复一层的聚集物”的隐喻“来理解从布莱尔到施拉姆的学术联系”。从“一个新闻学教育的奠基人”到“一个传播学的奠基人”的主要纽带是布莱尔的弟子们,主要有R・纳夫奇格、R・凯西、F・赛博特和C・布什。其中纳夫奇格和凯西是施拉姆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同事(1942),赛博特是其在伊利诺伊的同事(1947―1955),而布什是其在斯坦福的同事 (1955―1961)。
  “他1942年为衣阿华新闻学院设计的蓝图提出一种本科生的新闻课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闻技能课程与四分之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组成,这正是‘老爸’布莱尔曾经提倡过的比例,尽管施拉姆没有将布莱尔引为这一比例的出处。”11
  施拉姆的具体做法是:
  (1)强调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施拉姆有宽阔的眼界,能够向上看到处于高位的大师。他与这些著名的学者打成一片,并鼓励他的学生也这么做。他在衣阿华、伊利诺伊和斯坦福的传播学博士课程都与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有着牢固的跨学科联系。它们起先都是在大学的研究生院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并要求博士生注册学习由著名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开设的课程。”12
  (2)使传播学与现存的学科结构相适应。施拉姆在衣阿华设立的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就是在新闻学院,“至少在最初年代,传播学往往影响现存的新闻学院,而不是被贯彻到新创建的传播系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几百个大学传播学系在美国已经被创建起来。大部分都是从现存的言语学系、新闻学系、图书馆学系和其他强调某种专业的或人文的传播研究的大学单位中崛起,其他的则是新创建的。”13“截止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约有1500所传播学院或传播系。”14
  很明显,施拉姆采取的是一种低调的迎合策略,而不是直接而激进地自立门户。结合美国大学的特性,他这么做实在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
  “最有名望的美国大学往往是私立的、古老的、抵制激进的教育创新思想,包括开创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这些排在首位的大学的一般态度似乎是:不愿冒新的学术风险――像传播学、种族研究、环境研究和女权主义研究,或更早时代的社会学新领域――而危及它们已有的名望”。“除斯坦福大学外,那些名牌大学没有一所大学接受传播学。”15
  三、“四大奠基人”的合理性
  对于施拉姆来说,“总结像人类传播这样一个领域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只属于自己的土地。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在流派纷呈的研究中,施拉姆抓住了当时位于研究舞台中心的“拉斯维尔们”,当然这与传播学领域在他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有关,即便是个人主观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施拉姆是1942年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工作时形成了其传播学观的。“战争努力要求一种跨学科的方法,它往往是以传播问题为中心。”16这些问题即包括“应该向美国公众传播什么样的信息,以鼓舞国内的士气,并决定统计局能够使用什么样的传播渠道来影响其意图中的受众。他们试图通过调查来评估他们的传播行为对于公众的效果”。17
  而当时的“拉斯维尔们”所做的工作,黄旦老师曾总结如下:18
  很明显,施拉姆选择他们四个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个人声望和学科经历,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视野、方法和内容都非常相似:用调查、实验的方法测定效果。
  “他有强烈的想象力,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已经积累起来的大众传播和说服研究的零散物中看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施拉姆的传播学观有意识利用了美国一流大学的著名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以便使他努力创建的新的研究领域具有可信度”20,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效果研究。
  胡翼青认为,“它的这种取向便对传播学研究产生了误导。作为传播学的开创者介入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施拉姆出于自己的偏好,无端地从一开始就片面勾画传播学许多可能的发展方向”,“束缚了传播学的全面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学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学科危机。”连施拉姆也曾坦言,“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学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而这个责任,施拉姆本人“难辞其咎”,“因为他创造的四大奠基人的神话关闭了传播学发展的多元通道。”21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脱离了当时的时代环境,“一个命题的起源在一切情况下都与其真理性无关。而和其产生的社会、历史结构相关”22。上世纪80年代传播学研究陷入迷茫,传播学研究领域亟待拓宽,这是一个发展的自然过程。毕竟传播学诞生仅半个多世纪,一方面因为传播学自身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因为新媒介的发展,带来托马斯・库恩所谓“范式的转换”。同时,社会科学领域向来是没有中心的,理论的兴衰,研究的重点、范式的确定都随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新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旧的问题不断被搁置。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言,“当代的知识界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呈现为相互敌对的派别和相互冲突的学说的战场”。23
  涂尔干说过,“当一门科学在初创的时候,为了使它能够成立,就必须参照仅有的已有模式,即参照已经形成的科学”,“但是,一门科学只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才能让人视为达到了最后的独立”。24■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P260―261
  2、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E・M・罗杰斯,殷晓蓉 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4、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
  5、21、胡翼青,《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国际新闻界》,2007年4月
  22、23、卡尔・曼海姆,黎鸣、李书崇 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
  24、涂尔干,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P156
  (作者: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7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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