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题照1可见酒馔满桌，气氛热烈，邓小平与福田赳夫这两个老人边吃边谈，相谈甚欢。此照拍摄于1981年11月2日中午，福田赳夫已卸任首相两年了，应邀到北京出席世界人口会议，邓小平在百忙中会见并宴请这位日本政坛友人。邓小平宴请国外卸任领导人，属于罕见的高规格礼仪。两人关系非同寻常。
1976年12月底，福田出任日本第67届内阁首相；次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两人决策推动并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中日关系史上里程碑性的大事，据档案记载，两人在北京再次会晤的宴席上畅谈，视野开阔，话题很广，谈笑风生，谈话时间超过了预定的两个钟头，仍然谈兴未减。在回忆往事时，邓小平对福田在执政期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表示感谢，强调说，凡是对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做过贡献的人，我们都是记得的。福田说，很赞赏邓主席当年所说，以前徐福东渡日本去寻找“长生不老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是最好的长生不老药。福田还告诉邓小平，1978年8月12日签约那天下午，他召集内阁成员在首相府客厅里观看卫星直播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和平条约签约盛况，他所坐的那张沙发，也就是1972年2月佐藤首相阴沉着脸观看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访问的同一张沙发，见主题照2。该照片表明，在沙发上就坐的内阁成员们，看着电视实况大都面露笑容鼓掌。内阁要员中有我们很熟悉的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9月中日两国建交签订《中日联合声明》时，周恩来总理提议并规划的，田中角荣首相赞同，双方原定在1974年签订这个条约，田中还盛情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日本，并作为日本的国宾馆——赤阪迎宾馆的第一个客人。自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摆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1974年12月，田中内阁倒台后，由三木武夫组成新内阁。中日条约谈判因反霸权条款问题，双方没达成一致而停滞不前。中方的设想是：条约前言中肯定《中日联合声明》条文应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诉诸武力，不谋求霸权并反对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等内容。日方对其他几点都能表示同意，唯独在“反霸”上提出异议。日方提出此项条款是就日中两国发展长远的和平友好关系做出规定，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不属于本条约的范围。但中方认为，“反霸条款”恰是与长远的和平友好关系有关的。中日两国宣告自己不谋求霸权，首先是自我约束，同时也有助于消除周围中小国家的疑虑。
“反霸条款”并不是中国提出，最早提出的是美国，先写进了中美《上海公报》，后来也写入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方坚持，在声明中已经承认的事，缔约时总不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倒退。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反霸条款有个前缀：“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是日本方面执意要加上去的，意在避免超级大国不高兴，但苏联并不领情，反应还颇为强烈，公开声称“反霸条款”就是反苏条款，数年来对日施加了许多外交压力。不久，由于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局的动荡，谈判终于搁浅。三木首相反而将谈判不成的责任转嫁给中国。此时，日本全国各地掀起了要求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高潮。1976年12月，日本三木内阁在大选中惨败，宣布辞职。福田赳夫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并受命组成福田内阁，由大平正芳任党的干事长，园田直任官房长官(不久转任外相)。过去，福田赳夫曾在反对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佐藤内阁中任外相。此次福田组阁后，日本政界要求恢复日中条约谈判的势头再次高涨。福田表示要“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但由于右翼势力制肘，他对条约的态度并不积极。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正式复出的消息传出，在全世界反响很大，很强烈，对近邻日本政坛震动尤其大。当时的《东京新闻》发表文章说：“由于邓小平恢复工作，中国外交路线的灵活性将进一步增强。”同时形容说，“邓氏的恢复工作也将成为(日中缔约)谈判的促进剂。”日本政府立即对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表示欢迎，认为这显示了中国政局趋向稳定，从而使日中关系整体上也将朝着明朗的方向发展。并期望以此为契机，打破日中谈判的僵局。福田首相对霸权条款有一些顾虑，向中方提出，希望中方理解“日本要同所有国家都和平友好”。1977年9月10日，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就此做出回应说：有人横行霸道，搞霸权，难道也要对他和平友好吗?邓小平又说，福田首相不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过去和中国的关系，我们彼此都清楚，但我们对此并不介意。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希望他能和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首相一样成为我们的朋友。邓小平还说，首相工作繁忙，其实，这件事只要一秒钟就能解决问题，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邓“一秒钟”的讲话很快传到日本，引起很强烈反响。实际上，邓的讲话传达了两点信息：一，中方对福田首相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二，等待他下“一秒钟”的决断。这对福田本人既是勉励也是鞭策，而对积极主张早日缔约的朋友则是很大的鼓励。当时，二阶堂进，大平正芳，园田直等日本自民党政要给福田首相施加压力，园田直甚至说，首相要是不签中日和平条约，他就辞去外相职务。
邓小平说：“缔结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解决。”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细节上可以灵活对待。随后，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中方的立场，希望日本政府在原有的立场上能有所前进。邓小平还对日本朋友说，中日友好不仅是百年大计，更是千年大计啊!邓小平指出，“反霸”条款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不谋求并反对谋求霸权。也就是说，缔约双方首先约束自己不谋求霸权，同时也反对别人谋求霸权。这年5月，福田首相访美，征询卡特总统意见，卡特正决策推动美中建交，也支持日中缔约，并说白宫并不认为反霸条款是针对美国的。接着，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美中建交事务访问北京，邓小平在会见布热津斯基时，知其要去东京，于是托其路经东京时给福田首相捎话，时不我待，望福田抓紧时机下决断。福田终于下了决心。1978年7月21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事务级谈判在中国北京重新开始。7月21日至8月12日，中日两国外交人员在22天里举行了16场会谈，双方时有短兵相接，唇枪舌剑。但中方代表团根据邓小平“力求达成协议”的指示精神，十分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福田首相决定派园田外相访华。早在1954年，年轻从政的园田直就与中曾根康弘等一批少壮政治家组成日本国会超党派议员访华团首访北京，见过周恩来总理，此后园田一直主张日中友好，推动早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在福田内阁中，园田直是缔约派的主要骨干，他在1978年春访问莫斯科，在日苏谈判中曾顶着苏联的高压，坚持要与中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此次，园田来北京时，日本右翼分子威胁要杀害他，但他毫无惧色，而且还进一步公开表示，如果这次谈不成他就。切腹“，绝不活着回日本，据其夫人园田天光光回忆，那段日子，他天天坚持冷水泼身，以锻炼意志。
8月6日晚20时许，东京传来电讯称，园田外相希望访华，举行两国外长会谈。这是一个积极信号，我外交部的请示电话直接打到邓小平办公室，接电话秘书意识到信息重要，电话筒没有挂掉，立即口头报告小平，得到邓小平当场答复——“欢迎”。8月8日，园田外相抵达北京，以完成缔约的最后准备工作。园田一行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8月9日，园田外相与黄华外长举行了两轮会谈，双方就达成了协议，中方在第二轮谈判中，同意日本提出的“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的条款，问题解决了，原定在次日进行的第三轮会谈就取消了，改为邓小平会见园田直。园田春风满面，直接转达了福田的邀请：欢迎邓副主席来日本进行条约交换仪式。邓小平对园田说：“中日条约谈判的步伐本来还可以快些，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要把时间赶回来。条约中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反霸。反霸不针对第三国，但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中日之间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讨论。”
1978年8月12日上午，福田内阁开会通过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方案，下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大厅正面竖立着一架巨大的屏风，上面的图案画的是安徽省佛子岭水库的拦洪大坝。屏风前面摆着覆盖有绿色桌布的长方形条桌。桌子中央插着中日两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在桌子的两侧就座，在两份分别用日文和中文书写的条约文本上签字后互相交换条约文本。华国锋，邓小平出席了这个签字仪式。看完签字仪式电视直播后，福田笑着鼓掌之后，站起身来对记者感叹地说：“(日中之间)木桥变成了铁桥，今后运东西方便多了。”
通常日本领导人把自己对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做出的贡献视为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最辉煌的时刻。福田赳夫与园田直，因签订日中友好条约而在历史上刻下了他们的名字。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日本舆论反应也非常积极。《产经新闻》认为：“福田首相和政府在谈判中全力以赴，顽强拼博。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而此时距1972年9月中日建交发表《中日联合声明》第一次谈判，已经整整过去了六个年头。签约当晚，园田直在北京举行答谢宴会，邓小平出席并祝酒，8月13日，园田直返抵东京羽田机场，福田首相夫人，官房长官安倍晋太郎及中国驻日临时代办肖向前到机场迎接。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老朋友，园田直先生虽已辞世，在2008年5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访日期间，在东京特别安排会见了园田直夫人园田天光光和儿子园田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