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与公文写作辨析 — 与省文联的干部谈写作
在座的同志，主要是从事文艺创作的。我和你们一样，吃的都是文字这碗饭，所以见到大家有一种同道中人、惺惺相惜的亲切感。但是，你们搞文艺创作，追求的是出精品、出神品；我们写材料，更多是出产品，充其量是出作品。所以，在你们面前谈写作，我有一种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诚惶诚恐。
我是当大学老师出身的。我体会，讲课和领导讲话一样，都要看对象。接到文联的授课邀请后，我琢磨了好一段时间，到底讲点儿什么才好呢？怎样讲才能讲出针对性，和我之前讲过的写作课不一样？ 我想到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我命名为“小方案”刷掉了“高材生”。20 年前，我在 GX 中医学院当团委副书记，从事学生管理工作。当时，学校党委决定公开招聘一批辅导员，让我负责出笔试题和改卷。我出了一道比较应景的写作题：学校计划对今年新招录的辅导员进行岗前培训，请起草一份培训方案。改完卷以后，我的一位同事找上门来，
为他的一个师弟说情。这位同事是学中文的，他说，他的师弟是中文系“基地班”的高材生，是省级优秀毕业生，各方面条件很不错，但“基地班”偏重于文学创作，对公文写作的训练重视不够，所以笔试成绩不理想。我把卷子翻出来，对这位同事说：这个方案并不难写，我改卷的时候主要是按内容要素给分，只要写全了“培训对象”“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内容”“培训要求”这几个要素，起码会给六七十分。但你这个师弟，连基本要素都没写全，在我看来，说明写作思维还没掌握好，这与学的是文学创作还是公文写作关系不大，所以我不能“放水”。
第二个故事，我命名为“小材料”难住了“大记者”。我接触过一位××部的干部，他原本是一名“跑线”记者，“写而优则仕”，从央媒调到了××部工作。交流中，他向我“诉苦”，说自己进了××部以后，被安排到文字综合岗位上，一连写了好几份材料，虽然不是什么大稿子，但都被“毙”掉了。他的苦恼之处有两个：一是不熟悉××业务；二是不适应党政机关的话语体系。
确实，中文系不产笔杆子，宣传战线也不见得笔杆子就特别多，这似乎有些“怪”，但事实就是如此。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越来越高，这对我们干部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样是在摇笔杆、爬格子、码文字，写材料和写新闻不一样，文学创作和公文写作也不一样。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有没有相同相通的地方？借此机会，我想围绕“文学创作与公文写作辨析”这个主题，和大家一起探讨交流。
一、不同之处 我认为，文学创作与公文写作主要有这么一些不同之处：
第一，你们从事的是“文艺工作”，我们从事的是“文治工作”。“文艺工作”和“文治工作”都以文立身立业，但你们是把文章当作艺术来追求，我们更多是把文书当作工具来使用。当然，同样是使用工具，水平不同，格局不同，境界不同，“用法”也不同。“小秘书”那是在“弄文字”，“大笔杆”才称得上是“兴文治”。真正的大笔杆子，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写的不是文字，而是治党治国治军的思想、为政辅政理政的韬略、利国利民利长远的政策。这样的文章，未必是华文美文，但一定是雄文宏文。
第二，文艺创作是“文以载艺”，公文写作“文以载义”。无论文艺创作还是公文写作，都离不开文字文章，但文艺创作更加注重艺术性、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公文写作更加注重政治性、政策性，政治和政策都是道义之
所用、大义之所在；二者都具有“文以载道”的性质，但前者载的是“艺术之道”，后者载的是“治理之道”。
第三，文艺创作的目的是以文化人，公文写作的目的是以文辅政。鲁迅先生说过，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而公文与生俱来就是为布政、施政、行政服务的，是“经国之枢机”，公文写作则被看作是“政事之先务”。
第四，你们的中心任务是文艺创作，成果叫“文艺作品”；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文稿写作，成果叫“工作文书”“机关文稿”“红头文件”。公文写作之所以称为“写作”而不是“创作”，并不是说不需要“创”，但它在“创”上的要求特别是形式上的要求远远没有文艺作品那么高。
——从动因上看，文艺创作是个人行为、自主行为，写不写、写什么、怎样写基本由作者自行决定，自由度比较大；而公文写作是职务行为，要么是“职守写作”，要么是“受命写作”，有时也会有“延请写作”，虽然有一定的主动性，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中的主动”。职守写作，是职能职责需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当然这个“位”不是自己的，而是单位的、领导的；受命写作，那是“三分匠人、七分主人”，受命于谁就要贯彻谁的意图；延请写作，通俗地说就是“当
枪手”，那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当然得按“雇主”的心意去写。
——从主体上看，文艺作品有知识产权、署名权、著作权、出版权，一切权利属于创作者，绝不允许抄袭、盗版；而公文写作是为机关代言、为领导代笔，常常需要团队作战、集体创作，其审改过程更是集思广益、集体把关的过程，最终形成的文稿文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其作者不是起草者，也不一定是署名者，而是“法定作者”，是发文单位，落谁的款、盖谁的章就是谁。至于讲话稿、署名文章上的领导名字，也不单纯是一个名字，而是代表着行政权威。
——从形式上看，文艺创作和公文写作都是有“一定之规”但不能“一成不变”，但相对来说，文艺作品的体式要求比较“粗放”，公文的文种和体式要求则明确具体得多，甚至还有一定的“套路”可循，有的规范性要求相当严格，其写作被称为“戴着镣铐跳舞”，我称为“画地起舞”。
——从内容上看，文艺作品主要是“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公文是为指导推动机关工作服务的，机关工作的核心要义在于创造性地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
的贯彻落实，“创造”只是方法、手段，“落实”才是目的。
第五，文艺创作以写人为核心，公文写作以写事为核心。换一句话来说，文艺创作强调“见人见事见精神”，公文写作则强调“见人见事见思想”。即便是以写事为主的文艺作品，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以事见人”或“以事诲人”。而公文写作，则具有“文由事生”“文从事起”“文为事用”“事随文转”的特点。
第六，文艺创作强调以情感人，笔法主要是描写、抒情；公文写作强调以理服人，笔法主要是叙述、议论、说明。关于文艺创作的笔法，相信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在公文写作中，非常忌讳“学生气”“书生气”“学究气”。学生气的突出特点，就是感性多于理性；书生气的突出特点，则是好转文、爱掉书袋子；学究气的突出特点，就是好钻牛角尖，喜欢认死理。而公文写作，“度”的把握非常重要，讲究“话不说满留余地，形容不可太夸张。限制状语不可少，程度副词费思量”。公文写作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使用“议笔”的时候，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只需要前两个就够了，论证过程往往可以省略，因为公文多是体制内行文，受众都是内行。
第七，文艺创作追求“真善美”，公文写作追求“短实
新”。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总书记也说过，要积极倡导短、实、新的文风。无论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还是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都对公文特别是政策性文件、报告等提出了明确的篇幅或字数要求。过去强调“减文控会”，现在则强调守住“精文减会”的硬杠杠。
第八，文艺创作用的是“世界语言”，公文写作用的是“政治语言”。习近平总书记还说过，“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套用这样的话来说公文，那就应该是“公文是政治语言，写公文，其实就是写政事、写政策，最注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第九，“创新是文艺的生命” ，实事求是是公文的生命。前半句话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对于公文写作，总书记强调“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则是、非则非，不夸大成绩，不掩饰问题”。《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也明确规定，公文起草应当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实事求是，所提政策措施和办法切实可行”。
第十，文艺创作强调灵感，公文写作强调方向感。对公文写作来说，灵感这个家伙太不靠谱了，如果非要等到
有灵感才能写公文，那真是“黄花菜都凉了”，领导肯定让你“歇菜”。在机关单位做文字工作，那必须是“有灵感时能出佳作，没灵感时也能写出像模像样的急就章”。至于“方向感”，那就是行文必须把准政治方向，所写的内容必须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自行其是甚至“唱反调”。
二、相同之处 第一，文艺创作和公文写作都要求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社会主义服务，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文艺创作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正确处理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至于公文，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政治的工具，突出政治标准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
第二，文艺创作和公文写作都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或公文写作导向，都是这一发展思想的具体运用。关于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无论是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是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都讲得很清楚了。至于公文写作，
必须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贯穿全过程、各方面，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努力做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公文写作，还特别强调“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这既是工作原则，也是写作原则。
第三，文艺创作和公文写作都需要与时俱进、乘势而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文艺创作，同样适用于公文写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公文写作，同样需要“因时而兴，乘势而变”，但因为强调“准”和“稳”，对“先”的要求没有文艺创作那么高，法定公文尤其如此。一些具有探索性、“试水”性质的做法，可以先以工作方案的形式予以施行，以政务信息的形式进行反映，等到经验成熟以后，再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加以推行。我认为，一篇公文，如果隐去具体的年份，机关干部判断不出大致的“出产”时间，那一定不是好公文。
第四，文艺创作和公文写作都应该内容为王、体用为本、
创新为要、华采为末。“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这句话出自苏轼的《答乔舍人启》。文章可以不华丽，但不能没内容，没内容的文章就没有用。公文是写公事、写工作的文章，在内容上主要是写政策、写思路、写措施、写办法。
公文是应用文的一个分支，尤其注重经世致用。“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一章无补。”（东汉·王充《论衡·自纪》）公文的作用，往大里说是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具体地说，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公布法规和规章，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答复问题，以及报告、通报和交流情况等；归根结底就是发布政令、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产生不了这样作用的公文，就属于中央八项规定中所说的“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正确的态度是“一律不发”。
第五，文艺创作和公文写作都需要把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集于一身、融为一体。这“四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者提出的，我认为完全适用于一切舞文弄墨者。
三、相通之处
第一，文脉相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
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无论文艺创作还是公文写作，都可以从这一精神命脉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
第二，文心相通。“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 （清·李渔《闲情偶寄》）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心”，指的是刘勰所说的“为文之用心”。信心、安心、专心、细心、恒心，都是“文心”。无论文艺创作还是公文写作，“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清·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
第三，文道相通。文有大法无定法。文艺创作和公文写作，在“大法”上是相通的，或者说，有一些“通法”是两者皆可用的，都强调立意、注重内容、讲究章法、需要打牢文字基本功。我们既要同中求异，也要异中求同，既要融会贯通，又要触类旁通，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好写作规律。
第四，文品相通。文如其人，文品如人品。无论文学创作还是公文写作，作文与做人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到好的思想、品格、情操，小至好的态度、习惯、作风，是做人当有的修为，也是作文当有的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