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是我国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作家，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新闻工作者，他一生写过许多优秀的作品，也经受过许多的打击。在他辉煌而曲折的人生历程中，他的精神和品格被许多新闻工作者所敬仰。
新中国刚成立时，向报社人员提出“我们要拼命”的口号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邓拓受命主持《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同时，继续兼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
这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人民日报》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它必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反映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反映各条战线上伟大的群众斗争，指导恢复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为了办好《人民日报》，邓拓向报社人员提出“我们要拼命”的口号。
邓拓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他首先抓了办报的方针问题。他认为：“要办好报纸，必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鼓励报社工作人员到第一线去，到全国各地担任记者，同时又从各省市选拔一批水平较高的干部，担任特约通讯员。随着各地通讯网的建立，《人民日报》通讯员由原来200多人增加到1万人以上，稿件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而大量的读者来信也使报纸更好地传达了人民群众的声音。
邓拓住在煤渣胡同人民日报社宿舍后院的夹道里，3间平房几乎见不到阳光。后来，报社腾出了房子，几次请他搬家，他还是不搬，说：“叫别的同志住吧，这比当年在农村打游击好多了。我经常上夜班，没有阳光也不要紧!”一次，他的老领导、老战友聂荣臻来看他，见他住得如此简陋，关切地说：“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呀?”邓拓说：“这里安静，我做夜班，对睡觉有好处。”
就在这样一个没有阳光的屋子里，邓拓日日夜夜撰写文章，修改稿件，签发每天报纸的大样。有时累病了，每天送来的报纸清样和稿件，几乎盖满了他的床被。爱人丁一岚见他这样瘦弱，还在忘我工作，心疼地说：“老邓呀，你要休息呀!老这样干，怎么得了?”邓拓说：“我是任务在身嘛!”
那时，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包括工厂的工人在内，只有366人，其中编辑部连同图书资料人员在内只有112人。人少工作多，困难确实很大，但在邓拓的带动下，大家意气风发，都有一股拼命的精神。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报纸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全国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报纸发行量从1949年底的9万份发展到1953年的55万份。
旧中国的改造、新中国的建设、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教育文化的改革建设，每项任务都十分繁重，都需要报纸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党的方针政策尽快和群众见面，并动员千百万群众自觉地参与。因此，邓拓特别重视《人民日报》的言论，尤其是社论的写作。《人民日报》的评论工作比较薄弱，1949年发表的社论每月平均不到8篇。邓拓把评论工作作为重点来抓，不仅自己动手，而且提倡编辑部大家动手写社论，由他帮助修改。从此，报上的社论多起来了，1952年社论发表了208篇，其中邓拓自己写了19篇。
在人民日报社期间，邓拓撰写了许多重要社论，如《朝鲜战争的一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继承鲁迅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许美国干涉》、《中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等等。这些社论，准确有力地宣传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评论了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阐明了我党和政府的根本立场和方针，对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邓拓才思敏捷，战争年代游击办报的环境锻炼了他，社论写作常常倚马可待。有些社论时效性很强，例如朝鲜停战谈判期间，有时候晚上八九点钟才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通知，需要赶写社论配合第二天发表的重要新闻。遇到这种情况，邓拓就亲自动手。这时候，他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拿起稿纸坐到校对科去，他写一页，发排一页，校对一页。清样出来，他仔细看过以后，马上送总理审阅。那些年，他亲自撰写的社论约有60多篇，其中关于朝鲜战争的社论就有16篇之多。
修改刘少奇指示宣传部起草的“反对冒进”社论，受到严厉批评
1953年是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开始实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6月，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在农村开展。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同志发生了意见分歧。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要求加快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步伐。此后，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到1955年6月，全国三分之二的农户参加了各类互助合作组织。
但是，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差，合作社发展过多过猛，不同程度地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引起农村关系紧张。农村工作部采取措施整顿收缩，纠正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使矛盾得到缓和。毛泽东不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做法。面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新事物，工作中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按照党内民主的原则和党的传统作风，是完全可以通过同志式的商讨、批评来解决的，但是问题却被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在一片反“右倾”的政治气氛中，农村合作化运动以超常的速度向前推进。
在农村出现合作化高潮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子也加快了。1956年1月，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首先在北京出现，并迅速扩展到全国。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1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宣告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胜利完成。
面对伟大的胜利，不少党的领导同志看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偏差，提出要反对急躁冒进，警惕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做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光要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现在有急躁的带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6月，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布置中央宣传部起草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文章经邓拓修改后，排出清样，送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再次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批了3个字：“不看了。”
从这3个字上，邓拓意识到毛泽东对这篇社论不满意，他特地在定稿上写了“全文明日（20日）见报，改排新五号字”，想以较小的字体发表，以减轻其分量。但是，社论在6月20日发表以后，仍然多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这篇社论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通篇分析说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社论列举了急躁冒进的种种表现，并指出它产生的原因：“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情绪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