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经验与意义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从新中国成立至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表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与民族化的有机统一;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使中国找到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经验;意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5-0007-(05)
胡锦涛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1]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斗转星移,光阴荏苒,新中国迎来了60华诞。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的历程波澜壮阔,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蕴含的意义十分重要。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49年至1978年),第二个阶段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1978年至2009年)。
(一)1949年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至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既取得重大胜利又遭受较多曲折的一段历史。回顾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具体时期。
第一,1949年至1956年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领导人民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重大任务。建国头3年,中国共产党全面实施《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在经济上,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同时,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纲领,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处于相适应的状态。经过3年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在1952年下半年开始酝酿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农业、手工业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方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将资本家私有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国情特别是建国初期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了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的方针政策,与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相符合;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确立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第二,1956年至1966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1956年初,鉴于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端,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以党的八大的召开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最初改革,这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呈现出成败交织的态势,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挫折,1959年庐山会议前八九个月的纠“左”对抑制“共产风”、高指标、浮夸风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使早已存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1960年后调整国民经济取得了积极成果,但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运动使政治上的“左”倾再度发展。纵观1956年至1966年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一种“左”—纠“左”—“左”再次发展的周期性发展。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够清楚;二是中国共产党受一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未能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发展和特征结合起来。
第三,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党组织和国家政权被削弱,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教育科技文化事业被破坏,许多干部群众被迫害,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仍然存在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趋向的健康力量,比如周恩来、邓小平领导的两次整顿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错误方向,但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增加产品数量的观点背道而驰,因而最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遭受严重挫折。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里,由于党中央个别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延续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遭到“左”的桎梏。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3],即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49年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恰好在这两次飞跃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在这近30年的探索中,无论是取得的成就还是经历的挫折,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局面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二)1978年至200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的新历程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4]邓小平准确把握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认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